象征交换与死亡——超越潜意识

问题如下：潜意识这种能量，这种情感潜力，在自己的压抑中，通过自己的工作，构成了打乱话语秩序、拆散话语“表达”的基础，它用自己的初级过程对抗次级过程——对于这样的潜意识，有必要假设它在诗歌过程中的存在吗？显然一切都可以成立：如果潜意识就是这种不可逆机制，那么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二元性本身就不可还原，意义的工作就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的重新涌现，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在话语的压抑机制中的隐约显现。在这方面，诗歌与神经症，诗歌与口误没有区别。我们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的彻底性：如果各种初级过程“存在”，那么它们就会到处都起作用，到处都具有决定性。但反过来说，只要假设一个不同的秩序，一个省去了潜意识、禁忌和压抑的象征秩序，一个能消解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本身的象征秩序，那么这个简单的假设就足以使全部的精神分析视野相对化，不仅在那些处于边缘的但遭到精神分析大举入侵的领域（人类学、诗歌、政治，等等）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分析自己的领域，在心理分析中，在神经症中，在治疗中也是如此。我们再次借用莫诺尼的话说，精神分析产生于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它可能会在某一天因这一区分的消除而死亡。象征已经是对潜意识和精神分析的这种超越了，已经是对里比多经济学的这种超越了，正如它已经是对价值和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一样。 我们应该看到，象征过程（可逆性、易位书写式散播、无剩余的消除）完全不同于初级过程（置换、凝聚、压抑），而且与之相对立，尽管两者都与意义的逻辑话语相对立。正是这种特殊的差异（快感方面也是如此）使得梦、口误、笑话不同于作品或诗歌。象征与里比多潜意识的差异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精神分析的特权抹去了，但必须恢复这种差异——必须禁止精神分析侵入它无话可说的地方：对于诗歌（艺术作品）、象征、（原始）人类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们做的只是简化，一人是简化为生产方式，另一人是简化为压抑和阉割。我们不能让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失败的地方一跳而过，我们要根据它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来对它们进行毫不留情的分析。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正是今天一切革命性分析的战略要点。马克思以为在经济及其辩证过程中重新抓住了一种根本的机制，但事实上，他通过经济及其痉挛而重新抓住的只是那种以症状方式困扰他的东西：把经济当做机制来分离这一事实本身。经济被提升为现实原则，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主化穿越了经济，使经济产生冲突，成为各种矛盾的场所，而这些矛盾，尽管如此激烈，却又以自己的方式赋予了这种自主化合理性。 精神分析也是如此：在潜意识及其工作的词项下，弗洛伊德当做根本机制重新抓住的也是那种以个体心理形式产生于象征断裂的东西。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关系只不过是表现了这种心理区分本身的困扰。弗洛伊德的场所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只不过是把这种来自解构的东西当做原初事实加以形式化和理论化罢了。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但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正是批判的症状学以微妙的方式使它们各自的症状领域变成了规定性领域。初级过程，生产方式：这是“彻底的”话语，也是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 今天，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试图混合并交换各自的概念。逻辑地讲，如果它们都属于“彻底”的批判，它们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幻想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概念转移不断失败的深层原因，这种失败对双方而言都是绝望隐喻的原因，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只在自己的局部范围内（在自己的无知中）才具有一致性，因此它们不可能作为分析模式而普遍化。 不论是它们的“综合”，还是它们的传染都没用——只有它们各自的毁灭才能建立一种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正处在危机中。应该让它们猛烈相撞，加重它们各自的危机，而不应该让它们相互支持。它们之间还会有很多伤害，我们不要错过这场表演。这只是一些批判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