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2

莫诺尼清楚地表述了精神分析意义与语言学的界限（《想像的钥匙》）：“我们通过引入能指而使意义发生变化，但这不是因为能指会随身带来一大堆所指——某种传统语义学也许可以找到这些所指，而是因为我们以如下的方式解释索绪尔的省略：省略仿佛保留了所指的空位，这个空位只能在不同的话语中得到填充，这样一来，同一个能指就成为不同话语的共同部分……我们也让能指摆脱所指的重量，但这不是为了让能指回到语言学在一切显性话语中发现的那些规则中，而是为了能够说明能指遵循初级过程的规则。通过初级过程，能指摆脱了显性话语的限制——尽管这只是短暂的踉跄，而显性话语即使在利用歧义性时，也总是趋向于单义性。”这段话很精彩，但是这个不断被各种话语填充的“空白”所指是什么呢？这个“被释放出来”、交给另一种秩序去审判的能指又是什么呢？我们难道可以让能指和所指这样游戏而不取消这两个语言学范畴之间的分界线吗？ 这条分界线是一个战略位置：它在不矛盾律中建立了符号，也建立了作为价值的各种符号成分。这个结构是一致的，人们不能向里面加入任何东西（二重性、矛盾、初级过程）。本韦尼斯特在对弗洛伊德《论原始词汇中的对立词义》一文的批评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先验地讲，任何语言，不论它们有多么古老，都不大可能逃脱不矛盾律。假设存在一种‘大’和‘小’的说法是一样的语言，那么在这种语言里，‘大’和‘小’的区别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认为一种语言既认识到这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又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两个概念，这样的看法是矛盾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这是对的：二重性从来不属于语言学意义的范畴。既然“语言的特性是只表达可能表达的东西”，那么就不可能想像一个不依赖任何区分的意义，反过来讲，也不可能想像一个什么都想说的能指：“想像这样一个语言阶段……在这个阶段，某个对象既作为它自身被命名，又作为任何一个别的东西被命名，在这个阶段，矛盾关系一直存在，任何东西都既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既不是它自己、也不是别的东西，这是想像一种纯粹的怪物。”本韦尼斯特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整个语言学的合理化工作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想像。被压抑内容的二重性不会在语言科学中显露出来，因为整个语言科学都属于压抑机制的一部分。但对自身的秩序而言，语言学是对的：任何不遵循不矛盾律、同一律和等值律的东西都不属于语言。 这里不是要挽救语言学，而是要说明，本韦尼斯特对于选择是很有远见的（他之所以很有远见，只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领域不受其他领域的侵犯——他可以容忍别的地方存在一个“象征区域”，但“那个区域属于话语，不属于语言”——每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语言就保住了）：我们“阐释”索绪尔的省略和分界线，这不是为了让符号保留在初级过程中，不是为了让符号进入分析。我们必须打破整个符号结构，打破符号方程本身，而不仅仅是增加一些未知数。或者我们必须假设，精神分析还在某个地方迁就某种意义和再现的模式，迁就某种价值和表达的模式：这就是莫诺尼的那个“空白”所指“意指”的内容——所指的位置仍然被标记，这就是变幻不定的潜意识内容的位置。 因此，虽然由于精神分析的能指，我们脱离了逻辑等价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脱离价值，也没有超越价值。因为能指仍然把自己在“踉跄”中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指称为不在场的价值，将其置于压抑的影响下。这个价值不再以逻辑的方式从能指中经过，但以幻想的方式纠缠能指。那条分隔它们的界线虽然改变了方向，但仍然存在：总是一边有一个潜在的所指（未消解的、压抑的价值内容），另一边有一个能指，它本身是通过压抑建立起来的机制。 总之，确实不再有等价关系了，但也不再有二重性了，即不再有价值的消解了。这就是与诗歌的区别，在诗歌中，价值的丧失是彻底的，不再有一种哪怕是缺席的或压抑的价值，不再有一种以症状、幻想或物恋对象的形式来维持某个剩余能指的价值。物恋对象不是诗性的，这恰恰因为它不透明，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充满了价值，因为在物恋对象中，能指不仅没有被拆毁，反而还被一个价值所巩固，这是一个像失去的现实一样永远被隐藏、被幻想的价值。这个系统再也无法开动了，它永远凝固在意义强迫症中，凝固在反常欲望的满足中，这种满足用意义填充着对象的空洞形式。在诗歌（象征）中，能指被彻底拆毁了——而在精神分析中，能指仅仅是在初级过程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仅仅是顺着被压抑的价值褶皱扭曲了——但不论它是扭曲的还是横贯的，它都仍然是一个按照躁动的潜意识现实来计算的表面——诗歌能指却在易位书写过程中散射，辐射，不再受建立它的那种规则的约束，也不再受连接它的?种压抑内容的约束。它不再指称任何东西，甚至不再指称一个压抑所指的二重性。它是散播，是价值的免诉——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焦虑的、彻底的快感中体验的。作品或象征行为就在这个无压抑、无剩余的无还点上闪光——这里取消了压抑，取消了幻想或物恋对象中无穷无尽的意义重复，取消了禁忌和价值的无穷无尽的重复——死亡和意义的消解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游戏。 “在所写之言中捕获未道之言的症状”（尼采：《超越善与恶》）。这是最精彩的精神分析命题：一切“想说”什么的东西（特别是“透明”的科学话语），其功能都是不说什么。而它不说的东西又回来纠缠它，对它的话语进行轻微的、但也是不可逆的颠覆。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场所，它处在一切逻辑话语的相对非场所中。诗歌却不对任何东西保持沉默，任何东西都不会回来纠缠它，因为一直被压抑和沉默的东西正是死亡。死亡在意义的牺牲中实现了。空无、死亡、缺席，这些东西被公开说出并被消解：死亡终于成了显意，终于被象征化了，而在所有其他的话语构成中，死亡仅仅是症状。这当然意味着一切语言学的没落，语言学依靠被说出的东西和要说出的东西之间的等价分界线而生存；这也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终结，精神分析依靠被说出的东西和沉默的、压抑的、否认的、幻想的、以否定的方式不断重复的东西之间的压抑分界线而生存，而后者就是死亡。同样，当死亡在一种社会构成或语言构成中言说和自我言说时，在一种象征机制中交换时，精神分析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说了。兰波在谈到《地狱一季》时说：“这是真的，在本义上，也在所有的意义上。”这也是要说没有隐蔽的、潜在的意义，没有任何东西被压抑，没有任何东西藏在后面，没有任何东西留给精神分析。正是以此为代价，所有的意义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