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语言学的想像 4

因此几乎可以说，非科学性的日常实践，不论是语言的还是社会的日常实践，都是革命的，因为它不做这样的区分。日常实践从来不区分灵魂和肉体，而全部的主导哲学和主导宗教却只靠这种区分而生存；同样，直接的、“野蛮的”社会实践，即我们大家的社会实践，也不区分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来自它自身，未经讨论，它是横贯的实践，它处在合理性之外，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不对这种真正的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它分析的对象是它为自己规定的，它把这种真正的社会实践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它通过区分理论和实践而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社会场。它永远不会与这种“实践”相结合，因为它仅仅是依靠这种实践的活体解剖才存在的：幸运的是，这一实践本身反倒开始与它相结合了，开始超越它了。但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终结。 同样，直接的、日常的语言实践，即言语的和“言语主体”的实践，并不理睬符号世界的区分（也不理睬能指和所指的区分、符号任意性的区分，等等）。本韦尼斯特说过并承认这一点，但那只是为了备忘，因为这个阶段恰恰是被科学所超越、并被它远远抛在身后的阶段：他感兴趣的只是语言学主体，只是语言主体，这同时也是知识主体：即他自己，本韦尼斯特。但在某个地方，另一个主体更有道理，即那个在没有符号和世界的区分的地方、在完全的“迷信”中言说的主体——在主要方面，这另一个主体以及同这个主体在一起的我们大家，以及本韦尼斯特自己，都比语言学家本韦尼斯特知道得更多。因为区分能指和所指的方法论并不比区分灵魂和肉体的方法论更适用。不论是这里还是那里，都是同样的想像。在一种情况下，精神分析 ① 说出了这种想像是怎样的，在另一种情况下，诗歌也说出了这种想像是怎样的。但归根结底，想像从来不需要精神分析，也不需要诗歌：从来没有谁相信过，除了学者自己和语言学家——正如从来没有谁相信过经济最终决定一切，除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潜在地讲，但也是准确地讲，从来没有语言主体，甚至对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不反思这种语言学代码而说话时，我们也没有语言主体。同样，从来没有经济主体，没有经济人：这种虚构从未记录在任何地方，只记录在代码中。同样，从来没有意识主体，也没有潜意识主体。在最简单的实践中，总有某种东西穿越这些仿真模式，这些模式都是理性模式——总有一种极端性，它没有出现在所有这些代码和这些“客观的”合理化中，这些代码和这些合理化从来都只导向一个大主体：知识主体。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知识主体的形式已经被未分的言语 ② 粉碎了。归根结底，任何人都比笛卡儿、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知道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