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语言学的想像 2

因为诗歌的特征以及它与话语性的区别似乎仅在于含混性：“含混性是一切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的不可剥夺的内在属性，总之它是诗歌的必然结果。”燕卜荪（W.Empson）说：“含混性的诡计是诗歌的根基。”雅各布森还说：“诗歌功能对指涉功能的支配地位不会使指涉（外延）消失，但会使它变得含混。与一个有双重含义的信息相对应的是一个双重化的受话者、一个双重化的发话者以及一个双重化的指涉。”这样一来，话语交流的所有范畴都可以在诗歌中游戏（所有范畴，但很奇怪，只有代码除外，雅各布森没有谈到代码：代码变成什么了？也变得含混了吗？但那会是语言的终结和语言学的终结）。含混性并不危险，它丝毫不改变同一性和等价原则，不改变作为价值的意义原则，只是让价值漂浮不定，让同一性变得模糊，让指涉性的游戏规则变得复杂，但并不废除这一规则。因此，在雅各布森看来，含混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只意味着信息内部的我/你关系脱离了作者/读者关系：他们各自的主体位置没有丢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位置仅仅是增多了——主体在他们的主体位置内部变得游移不定。因此，信息在它的信息定义的内部变得游移不定，含混不清——所有的范畴（发话者、受话者、信息、指涉对象）都在动，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游戏，但话语的结构框架依然相同。 因此“含混性的诡计”并不使话语的形式发生多大改变。雅各布森说过这样一句大胆的话：“诗歌并不是为话语增添一些修辞性装饰：诗歌意味着对话语以及话语的所有构成因素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这句话是大胆和含混的，因为构成因素（发话者/受话者、信息/代码，等等）并没有停止它们各自独立的存在，它们只是被“重新评估”。整体的经济学仍然是相同的：仍然是话语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展到对那些相互分离功能的消除：没有消除交流主体（因此也没有消除发话者/受话者的区分）——没有消除信息本身（因此也没有消除代码的任何结构自主性）。所有这些构成诗歌极端性的工作在这里都被贬低为“含混性”，贬低为语言范畴的漂浮不定。“话语内的话语”，“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这些只不过勾勒出了一种含混修辞学。然而，含混的话语，即斜视自己的话语（意义的斜视），仍然是实在性的话语，是作为价值的符号的话语。 在诗歌中则相反，语言返回自身是为了消解自身，它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偏离自己的中心，它打乱信息的全部逻辑建构过程，消解这种使符号只是符号的内在反射性：消解某种充实的、反射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因此也确实是含混的东西。诗歌是符号和信息的这种反射性封闭的丧失。ˇ 自浪漫主义以来，统治艺术形式理论的其实是同一种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的整体性形而上学。它认为，艺术的特点在于让人联想到“这种构成一个整体和属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更大整体的能力。这个整体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埃柯把这种宇宙学变成他自己的理论，并用语言学术语加以转述：这种意义的整体化“通过所指的连锁反应和无限增加”得以完成（《开放的作品》）。“在语言材料中，能指和所指是同一的——审美符号在指涉对象时不是被耗尽，而是因为不可替代的方式而变得丰富（每当人们感到愉快时就是如此），符号与赋予自己结构的那个材料融为一体——意义不断地返回符号，被新的回响所丰富……”因此这里的图式是：先有一个指涉阶段（本义阶段），再有一个“和谐的”指涉性阶段，一种“理论上无限的”连锁反应在其中发挥作用——宇宙的联想即由此而来。 这一理论是所有关于诗歌的论述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连精神分析也躲不开它）：含混性、多义性、多价性、意义的多声部——永远是所指的辐射，永远是意义的同时性。 福纳吉说：“话语的线性特征掩盖着一种丰富的多声部，一种由不同信息组成的和谐的齐奏。”（《第欧根尼》第51期）语言的语义密度、信息的丰富，等等：诗人把各种潜力“释放”出来（与之相关的是一种来自读者方面的差异性阐释学：文本在每一次阅读中被读者的个人泛音所丰富）。这种神话完全依赖一种“野蛮的”、前概念的先在性，一种意义的贞洁：“与概念相符的习惯用词是对先前所有体验的过分简化，这样的习惯用语被诗人抛弃，他面对的是一个未被驯服的、贞洁的现实”——“每一次都必须根据一种强烈的个人体验重新创造一个词，为自在之物的骨架裹上活的肉体，使它具有一个为我而存在事物的具体实在性”——我们已经弄不清楚，为了找回诗歌的贞洁，究竟应该让概念脱去衣服，还是重新穿上衣服！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为了发现“存在于事物之间的隐秘的呼应关系”。 这种“天才的”浪漫主义理论的观点，在今天却反常地被人们用信息论术语重新写出。多声部的“丰富性”可以?成是“信息的增加”。在所指的层面：彼特拉克的诗歌是一笔有关爱情的巨大信息资本（埃柯）。在能指的层面：某种混乱、断裂以及对可预料的正常语言秩序的否定能够增加信息的信息度。在无序的成分和为它充当背景的秩序之间，也许有一种“辩证的张力”。以最大概率的方式使用语言系统也许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诗歌的不可预料性以及它的相对不可能性则可以带来最大限度的信息度。在此，仍然是诗歌能给你更多的东西。 由此可见，符号学的想像把浪漫主义的多声部和数量的描述很好地调和在一起。“用概率连接这种观点可以对诗歌结构做出最严谨的描述和阐释。”“在一句诗、一节诗或一首诗的声音组织中，某一类音素高于平均值的聚集，或者相互对立的两类音素的反差式组合，能起到‘意义的潜流’的作用。” “在语言中，形式具有一种明显的颗粒状结构，可以对它做出数量描述。”（雅各布森）这段话可以和克利斯特瓦的下面这段话相对照（《符号学》）：“词语不是一些由它们的意义所支撑的不可分解的整体，而是一些声音和文字的能指原子的组合，它们从一个词飞到另一个词，从而在话语成分中间建立起一些意想不到的、潜意识的关系：能指成分之间建立的这种联系构成了语言能指的基础结构。”所有这些表述方式都趋向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与物质材料的分子阶段相对应的语言的“布朗运动”阶段释放出了意义的“泛音”，就像裂变或聚变释放出了新的分子亲和性。这一切被设想为话语的一种“基础结构”，一种“潜流”，即一种逻辑上的先前阶段或结构上的更为基础的阶段，如同物质的基础阶段。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话语观，原子和分子准确地等同于语言的第二分节。分子阶段等同于诗歌阶段——即先于意义的差异性组织的原初阶段。另外，克利斯特瓦对自己的隐喻也并不感到害怕：她说，就像（诗歌）语言学把意指分解为能指原子一样，现代科学把物体分解为单一元素。 在这里，与第一分节的形而上学（即所指的形而上学，它与意义单位的游戏相联系）形成竞争的是第二分节的形而上学，即基础意指效果的形而上学，它与区别单位的游戏相联系，即与话语的最小成分的游戏相联系——但这些最小成分仍被当做正价（就像原子和分子都有一个基本化合价那样），当做声音的物质性，其组织安排是以连接和概率的观点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