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语言学的想像 1

现在我们必须撇开索绪尔，看看语言学家们究竟怎样处理诗歌以及诗歌怎样对他们的“科学”提出疑问。说到底，他们对危险的防范与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以往社会和我们社会中的象征抉择的防范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决定区分并调整他们的范畴，却丝毫不改变他们的合理性原则——丝毫不改变那种使他们把话语秩序和生产秩序放在普遍概念中加以实体化的武断和想像。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秩序的，因为它们是秩序的捍卫者。 比如语言学家们承认，在诗歌中，符号的任意性稍微被打乱了——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肯定没有被打乱，因此等价规则和再现功能也肯定没有被打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指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再现所指，因为它按照能指实体中每个成分与它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必然关联直接“表达”所指，而不像在话语中那样以任意的方式指涉所指。自律让位给了能指（福纳吉：《第欧根尼》第51期：“通过声音传递的概念信息必然有别于包含在这些声音和节奏的连接中的前概念信息。这两者有时会重合，有时会分道……”）——但这其实是为了让能指更好地体现自己要说的内容，不再仅仅是通过约定俗成，而是通过它的物质性和它的肉体来体现：“在史文朋的这些诗句中，我们感到有微风吹过……”属于第二分节单位的音位具有了再现功能，而不像在概念语言中那样是第一分节单位具有再现功能——但再现的形式却没有改变。这里仍然是指涉——不是通过语言和句法词项指涉概念——而是通过元音、音节、语言的原子，通过语言原子在节奏中的组合来指涉一个基本的在场，指涉事物的一种原初机制（作为初级过程的“微风”）。在语言的物质和世界的物质之间（风、大海、情感、激情、潜意识：全部的“前概念”——这些实际上已经被一整套感知代码概念化了，但表面上却看不出来），永远有一个实在的关联在起作用，永远有一种价值之间的等价游戏。例如低沉的元音据说适合表达暗淡的东西，这里不再是一种任意的概念等价关系，而是一种必然的声音等价关系。例如兰波的那首十四行诗《元音》，以及福纳吉有关语言声音的全部“象征主义”阐述（《第欧根尼》第51期）：在他看来，所有人都会一致承认，“i”比“u”（“ou”）更轻盈、更迅捷、更纤细，“k”和“r”比“l”更坚硬，等等。“与元音‘i’联系在一起的纤细感可能来自舌头位置在发这个音时的下意识运动感觉，‘r’似乎是男性的，因为发这个音比发齿龈音‘l’或唇音‘m’要求肌肉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原初语言的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是绝望的尝试，它试图找出诗歌的自然矿层，即一种只需要截获和记录的语言表达特性。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编码，把重复的音素“f”与吹过的微风联系起来，就像把“桌子”一词与桌子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样，都是任意的。词与概念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正如一段音乐与它所“唤起”的内容（景物或激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文化规约根据代码而建立的关系。即使这种代码自称具有人类学性质（某些元音“自然地”让人感到柔和），这也丝毫不能减少任意性——此外，反过来讲，我们也完全可以和本韦尼斯特（E.Benˉveniste）一起坚持认为，把“桌子”这个词和“桌子”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那种非常强的文化规约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必然性，符号其实从来都不是任意的。这一点是对的：根本的任意性不存在于符号的内在组织中，而存在于把符号当做价值来强行规定的事实中，它预设了两种机制，并根据法则预设了它们之间的等价关系——符号作为替代值而起作用，它仿佛来自一个向你示意的现实。这就是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语言学的想像，它对诗歌的阐释仍然受到这种预设的纠缠。 相反，当马克斯（H.Marx）挥动着一条真的鲟鱼，而不是说出“鲟鱼”这个口令时，他用指涉对象替代了词语，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他这时真的破坏了任意性，同时也破坏了再现系统——典型的诗歌行为：用“鲟鱼”这个词的指涉对象本身处死了“鲟鱼”这个能指。 不论是概念的，还是前概念的，总归都是“信息”。而雅各布森用以定义诗歌功能的那种“对信息本身的瞄准”只不过是通过能指材料操作的自主化使信息指向了一种补充的意指效果。一种不同于概念的东西出现了，但它仍然是东西——能指游戏本身实现了另一种价值，但它仍然是价值——能指材料在另一个层面，在它自己的层面运作，但它仍然在运作：而且，雅各布森把这种诗歌功能变成了各种语言功能之一，一种补充功能，而不是一种抉择功能——它是由于能指本身被当做自主价值来计算而产生的意指剩余价值。诗歌能给你更多的东西！人们用重复、内部回响、共鸣、声音的反复出现之类的术语来分析这种能指“朝向自身的存在”。如格拉蒙（M.Grammont）（《语音论》）说：“众所周知，真正的诗人都对词语和语音中的共鸣音值有细微而深入的感觉；为了把这种价值传递给读者，他们经常会在中心词周围再现一些能体现这个词的特征的音素，于是这个词就变成了它所在的整个诗句的生成者。” 在这些论述中，能指的“工作”仿佛总是一种肯定的安排，它与所指的工作相竞争——用福纳吉的话说，它们有时会重合，有时会分道，但不论怎样，最终都会成为“一股意义的潜流”——不可能躲避话语的存在。在一种仅把诗歌当做话语某个功能范畴的自主化来构思的视野中，事情只可能是这样的。 雅各布森的表述中也有同样的幻觉：诗歌功能把选择轴的等值原则投射到组合轴上。等值关系被提升为句段的构成性方法。“在诗歌中，每个音节都处在与同一句段的所有其他音节的等值关系中；任何一个词重音都被认为和任何另一个词重音相等；同样，非重音等于非重音；（韵律上的）长音等于长音，短音等于短音，等等。”当然，诗歌的结构不再是普通句法的结构，但它仍然是一种建设性的构造——雅各布森从不曾设想，在韵律中，除了等值的音步划分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因素起作用。他只满足于用所指的含混性替换能指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