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九十亿个上帝之名

在克拉克（A.Clarke）的短篇科幻小说《九十亿个上帝之名》中，一群迷失在西藏的喇嘛用他们全部的生命来诵读上帝之名。这些名字数量庞大：有九十亿个。当它们全被说出时，当变格全被完成时，世界就将结束，世界就将走完一个完整循环。通过耗尽上帝的全部能指的方式，一步一步地、一词一词地走到世界的尽头：这就是他们的宗教谵妄——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死亡冲动的真理。 但这些喇嘛辨读的速度很慢，他们的任务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时他们听说西方有一些神秘的机器，能以神奇的速度记录和辨读。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订购了一台性能强大的计算机，以便加速完成他们的任务。美国技术人员来到西藏的高山上安装计算机，为计算机编程。按照技术人员的说法，三个月的时间就足够把九十亿个名字读完了 ① 。当然，他们自己是一点也不相信这个会计学预言的，所以在操作期限即将来到时，他们怕这些喇嘛会因为预言失败而反过来报复他们，于是就逃离了喇嘛寺。当他们走下山、走向文明世界时，他们看见星星一个一个地熄灭了…… 当上帝之名的分散音素在诗歌中耗尽时，诗歌也就成了世界的彻底消解。当易位书写的变格完成时，什么都没剩下，世界走完了一个循环，穿透诗歌的强烈快感正来自这里，而不来自任何别的地方。 ˇ 斯塔罗宾斯基的评述所涉及的第二点是诗歌本身的特殊性问题。他说，索绪尔把自己揭示的规则归结为一种有意的计算，但这些规则其实可以归结为任何语言都具备的基础材料。关于第一条规则（配对规则），他说：“语言每时每刻为使用者提供的声音可能性是相当多的，所以不需要任何艰难的组合，只需要一种专心的组合（极限情况下甚至不需要专心：偶然和纯粹的概率就足够了）。”他还说：“此处观察到的声音对称事实（‘对称’一词已经是简化了：这意味着把音素重叠看成是一种镜反射式重复）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是遵守某种规则的结果吗？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我们能否用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几乎本能的回声爱好来说明这些大量的内在应答呢？” “本能的回声爱好”：照此说法，诗人其实只是语言粒子加速器，他所做的仅仅是提高普通语言的重复率。这成了“灵感”，不需要计算，只需要一点“专心”，一点“本能”就够了：“古人的诗歌实践会不会更像一种强迫症仪式，而不像一种获得灵感的语言激情呢？”当然，斯塔罗宾斯基也可以接受形式约束：“是的，传统的音步划分迫使诗歌的诵读服从一种可以称之为强迫性的规律。既然事实与之相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些不断增加的形式要求诗人必须在诗句中把每个声音成分都使用两次……”但不论诗人是一个获得灵感的共鸣者，还是一个患强迫症的计算者，这都是同一类型的阐释：配对和易位书写是回声效果、重复效果、“增加式模仿”的效果，等等——总之，诗歌是一种组合游戏，而且，既然任何语言都是组合性的，那么诗歌也就再次成为语言的一个特殊情况：“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易位书写看成是言语过程的一个特征呢？这个过程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为什么不能存在一种生成性重复，一种生成性言语重复症呢？它可以把一个既没说出也没沉默的初始语料投射并复制到话语中。异位书写虽然不是一个有意的规则，但仍可以看成是一个规律（或一个法则），在这里，主题词的任意性有赖于过程的必然性。”这是有关主题词的假说，那么有关主题词的严格散播的假说又是怎样的呢？“这是发现了一个简单真理：语言是无限的资源，每个句子后面都隐藏着多重喧哗，句子脱离喧哗，以自己的独特性孤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索绪尔发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也许发现了“一种谬误的眩晕”？比这还糟糕：他只发现了一个平庸无奇的现象。经过这样的普遍化，他的假说被消灭了。斯塔罗宾斯基就这样以语言学的全部“诚意”，否定了诗歌的极端差异性。索绪尔至少还感到了一种诗歌的眩晕，一种严谨的眩晕，他看到语言以这种严谨的方式返回自身，作用于自身的材料，而不是像普通话语那样以线性的方式展开，简单地前后接续。但在斯塔罗宾斯基那里，这一切全都没了：严谨成为精神病理学范畴的“强迫症”，没有余数的重叠成为概率论的出现/反复，易位书写的散播成为语言的多重喧哗，成为和谐的语境，意义在这里轮流出现：“任何话语都是一个集合，从中可以提取一个子集……而且任何文本自身都是另一个文本的子集……任何文本都在包含，也在被包含。任何文本都是一个生产性的产品，等等。”前进吧，为了俄罗斯玩偶，为了“泰凯尔派”所珍爱的“纹心结构”的文本性。 斯塔罗宾斯基的全部论证都是为了说明：或者诗人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强迫症患者（如果根据索绪尔假说来理解的话），或者诗人的操作是任何语言的操作本身，那么索绪尔就成了一个强迫症患者：他自以为发现的全部东西只是研究者的回溯幻觉，因为“任何复杂结构都为观察者提供足够数量的因素，使他能够选择一个看上去具有意义的子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先验地赋予这个子集一个逻辑上或时间上的先在性”。可怜的索绪尔，他到处都看见了易位书写，却把自己的幽灵归到了诗人身上！斯塔罗宾斯基和语言学家却不做梦：他们没完没了地验证索绪尔的假说，最终把它简化为零。为此，只需把这个假说固定于它的内容（主题词的诱导、它的确切出现、它的各种变形），而不是根据它的形式1来判断就够了。诗歌的赌注不是生产，甚至也不是主题的组合性变奏或可识别的“子集”。如果是这样，诗歌确实很容易回到一种普遍的话语模式中（此时就再也看不出诗歌的必然性，看不出它的差异地位，看不出这种与话语模式相对立的模式所特有的快感了）。诗歌的赌注恰恰是通过易位书写，形成一个无法返回任何词语或主题的无还点。在这个无还点上，主题词的存在不论是否得到证明，都是一个伪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任何语言其实都连接在某种密码或表达式上（根据斯塔罗宾斯基的说法），而是因为，无论如何，正是这个密码的毁灭构成了诗歌的形式。索绪尔所描写的这个形式适合于一切诗歌，不论是最现代的还是最古老的。即使这个表达式的存在无法得到验证，这种密码毁灭的原则也仍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① ，只不过这个密码在古代诗歌里可能是主题词的形式，在现代诗歌里可能只是一个无法原样分离的能指星云，甚至是勒克莱尔所说的那种潜意识的、永远丧失的字母或表达式，或者是“泰凯尔派”所说的那种“能指的微分”。不论用什么方式表述，关键在于不能把诗歌看成是一种出现方式，而应该看成是一种消失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可要索绪尔寻找证据时的失败：如果他能验证内容，他就有可能使形式失去极端性。我们宁可要索绪尔的失败和眩晕——它们至少维持了诗歌的要求，也不要那些把诗歌看成是普通语言事实的平庸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