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易位主题的终结 2

我们可以假设，快感与这种消解一切实际指涉的做法直接相关。在所指立即作为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地方，即在“正常”的交流话语中，在线性的、稳定的、全力投入解码过程的言语中，快感的程度最小。只要超越这种话语——快感的零度，各种组合就都成为可能，其中有一种与所指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种破译，而不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解码。比如传统的易位构词法，或带谜底的文本，或漫画期刊《捕蝇纸》中的文本（弗洛伊德借用过这个文本，利奥塔尔又在《梦的工作不思考》一文中对此做了分析），在这里，在一个连贯的或不连贯的显文本的背后，藏着一个有待找回的潜文本。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所指或事情真相都发生了偏差，拉开了距离，都通过能指绕道而行，德里达会说，都有“延异”。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有可能通过一条路径重新抓住那个最终的词语，那个组织文本秩序的表达式。表达式可以是下意识的（在我们将要谈到的笑话中）或潜意识的（在梦中），但它总是合乎逻辑的，是话语性的。它被揭示出来之后，意义的循环就结束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快感的程度与陈述内容的迂回、延迟和丧失成比例，与为了找回陈述内容而失去的时间成比例。因此，集体游戏中的快感是很有限的，笑话中的快感强度略大一点：解谜的过程被悬置，人们随着意义的摧毁而发笑。诗歌文本中的快感则是无限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找回的谜底，不可能有任何解谜过程，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束循环的所指。在这里，表达式甚至不是潜意识的（这是一切精神分析阐释的边界），而是不存在。谜底彻底丢失了。这就是密码文件的简单乐趣（这样的发现总是以一个正余数为计算结果）与诗歌的象征放射的区别。或者说：即使诗歌指涉某个东西，它指涉的也永远是“无”，是虚无的词项，是零所指。这种彻底的消解使所指的位置彻底空置，正是它所引起的晕眩构成了诗歌的力量 ① 。“Aboli bibelot d’inanit sonore”（“消除了声音空洞的小摆设”）：马拉美的这句完美诗句是对易位书写形式的总结。“Aboli”（消除）是生成性主题词，它沿着诗句伸展，指向虚无。在这里，易位书写的形式和内容奇妙地凝结在一起了。ˇ 在索绪尔假说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就主题词问题提出其他几点看法。隐形书写是一个神的名字或英雄的名字，因此它不是某个“所指”，甚至根本不是所指。我们知道，直呼神名是很危险的，会引发强大的力量。由于这一原因，易位书写法只能是一种隐晦的咒语，它是对神名的既严格又迂回的拼读——一种完全不同于意指模式的影射模式。因为能指的价值就在于缺席，在于对所指的散播和处决。神名从本义上被消灭了，但它以祭献方式显露在这个摧毁的遮蔽过程中。 显然，从这一点出发，索绪尔对自己提出的信任问题，即主题词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斯塔罗宾斯基的全部异议都基于这个问题），就并不重要了，因为神的名字只是为了被消灭才存在的。我们不需要神名的同一性，任何类型的快感都与它无关：快感永远来自神的死亡和神名的死亡，更一般地讲，快感永远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原来有一个东西的地方，如一个名字、一个能指、一种机制、一个神，现在什么也不剩了。这是对我们的人类学观念的令人痛苦的彻底修正。人们一向认为诗歌是对神或英雄（后来还有许多其他东西）的积极赞美和颂扬，其实正相反，应该看到，诗歌之所以是美的，强烈的，只是因为它把神归还给死亡，它是神蒸发和牺牲的地方，全部的“残酷”（阿尔托意义上的“残酷”）以及与诸神的全部二重性关系都在诗歌中以准确的方式上演。只有像西方人这样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野蛮人”对他们的神的顶礼膜拜和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顶礼膜拜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与我们相反，他们一向可以在仪式中实现与神的二重性关系，甚至也许他们召唤神就是为了把神处死。这一切仍然活在诗歌中。在诗歌中，上帝不是以另一种形式被祈求，上帝之名不是以“扩展”的方式被反复说出（再问一遍，这有什么用？如果是为了重复说出上帝的名字，只需一个转经筒就够了），上帝是在自己的名字中被消除，被肢解，被祭献——我们可以按照巴塔耶的方式说，名字的断续性（话语性）被诗歌的彻底连续性所消除。这是死亡的迷醉。 在诗歌中，神不是陈述内容的主体（哪怕是隐藏的主体），诗人也不是陈述活动的主体。语言活动在自我言说，并且迷失在诗歌中。神的名字也是父亲的名字：父亲用以压制主体，同时也压制语言活动的那种法则（压抑的、能指的、阉割的法则）在易位书写中被消除了。诗歌文本终于以没有残余、不留痕迹的方式消解了一个能指原子（神名），并通过这个能指原子消解了语言活动的机制本身，又通过语言活动的机制本身消解了法则。诗歌文本是这种消解的范例。 诗歌是上帝?名的致命变形。对于已经没有上帝的我们而言，语言变成了上帝（在我们看来，上帝之名的充分菲勒斯价值在整个话语范围内传播），因此对我们而言，诗歌是我们面对语言时的二重性关系的场所，是我们面对语言时的死亡冲动的场所，是代码的毁灭所特有的力量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