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疾病的交换

无论如何，人们从此不死在自己家而死在医院。这是因为一大堆“物质”理由（医学的理由、城市的理由，等等），但这尤其是因为：垂死者或病人作为生物学身体，从此只在技术环境中才有自己的位置。人们在治疗的借口下，把病人放逐到一个功能性时空，这个时空负责中和疾病和死亡的象征差异。 恰恰在这个以消除死亡为目标的地方——医院（以及笼统而言的医学），人们把病人当成潜在的死人对待。治疗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意味着身体的彻底客体化，意味着对病人的社会歧视，因此也意味着一种侮辱过程。身体的医学系谱学的逻辑结论是：“医学通过尸体而跨入现代……医学第一次关于个体所发表的话语不得不经过死亡，这一事实对我们的文化而言也许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病人受到侮辱，但他也害别人——他会尽力报复：整个医院体制都在通过运作、专业化和等级制，努力避免自己受到已死者的这种象征传染。病人身上的危险之处正是人们判处他的这种提前死亡，正是人们用来禁闭他的这种作为康复期限的中和性——但死的身体不需要这种禁闭和这种康复，他从现在起就以原来的样子，从病人的全部差异性中，从死人的魔法潜力中开始辐射——全部的技术操纵，全部的“人文环境”，即使在病人真正死去的时候，也不足以让他沉默。 病人构成的最严重的危险，即病人像危险的疯子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非社会人的原因，就在于他强烈要求作为病人得到承认，要求交换自己的疾病。病人（和垂死者）的这种要求是荒谬的，不可接受的，他要求在这种差异性上建立交换——他完全不是要求得到治疗，而是要求馈赠自己的疾病，要求疾病被接受，即疾病象征性地得到承认和交换，而不是在医院的技术死亡中，在这种被称为健康和痊愈的纯粹功能性苟活中被中和。 在医院里，在一般的医疗行业里，人际关系或治疗关系无论怎样完善，都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象征的“封锁消息”和“关闭工厂”。病人被勒令康复，医生和护士注定要治病，整个医疗机构为了治病而配备了专用设备，包括它的院墙、它的外科器械和它的心理学仪器（以前是冷漠和关心相互交替，今天的医院则强调“人性化”）：这一切都不能解除对疾病和死亡的另一种身份的根本禁止。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让病人“表达自己”，诉说自己的疾病和生活，总之让病人不要过分消极地体验这一过渡性非正常状态。但承认这种疯狂（即这种疾病）是差异性，是意义及其丰富性，是重新结构一种交换的材料，因而完全不想“让病人回归正常生活”——这就意味着彻底清除医学和医院，彻底清除把身体禁闭在功能性“真相”中的整个系统——在极限情况下则意味着清除占统治地位的整个社会秩序。对社会秩序而言，仅仅要求把疾病当做交换结构，这就已经是绝对的危险了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