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殡仪馆与墓室

“由于不断地清洗，抹肥皂，擦拭， 刷净，梳理，揩干，抛光，剔除，擦亮， 被清洗的东西上的污垢有时就会传到有生命的东西上。”雨果 死亡就是如此：由于不断地清洗并揩干，剔除并擦亮，否定并驱逐，死亡有时就会传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上。我们的全部文化都是卫生文化：它力图从生命中清除死亡。在任何一次清洗中，洗涤剂针对的都是死亡。不惜一切代价让死亡绝育，让它固化，让它冷冻，让它降温，打扮它，“设计”它，追捕它，就像对待污垢、性、生物废料或核废料一样顽强。这是死亡的化妆：雨果的话让人想到美国的殡仪馆，人们在那里立即让死人离开丧事，不和活人混杂，以便按照国际销售学的最纯正法则，高水准地、面带微笑地“设计”死人。 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并不是给死人美容，让他显出复活的样子。所有的社会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有的社会一直都在避免自然死亡带来的灾难，这是尸体腐烂带来的社会灾难，这种腐烂掏空身体里的符号，掏空身体里表达意义的社会力量，让身体只是一个实体，同时也就把群体推入自身象征腐烂的恐怖。必须打扮死人，矫揉造作地覆盖死人，以便避开那个不能容忍的、肉体回归自身而不再是符号的时刻。裸露的骨头和骨架已经可以保证群体的和解，因为它们重新获得了面具和符号的力量。但两者之间有这样一个自然和生物性灾难的过渡阶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食肉习俗来避开这个阶段，这样的习俗实际上是一些符号学实践。因此，任何尸体防腐处理，包括我们社会中的这种做法，都可以通过分析，被认为是防止这种突然降临到死人身上的符号损失的愿望，是阻止某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在死人的非社会肉体中继续存在的愿望 ① 。 总之，仪式性食肉习俗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而肉体的防腐处理和人为保护则是这种食肉习俗的变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殡仪馆的做法尽管在我们这些自然死亡理想主义者看来是如此可笑和不合时宜，但其实是忠实于遥远传统的。这些做法变得荒谬的地方在于它们的自然性内涵。原始人把大量的符号压在死人身上，这是为了让他尽快转入自己的死人身份——脱离正在腐烂的肉体所证明的那种生死含混性。这里谈不到让活人装扮死人：原始人让死人回归差异性，因为以此为代价，他们才能重新成为合作者，才能交换自己的符号。殡仪馆的剧本则正相反。殡仪馆让死人保持活人的样子，保持生命的自然状态：死人还在对你微笑，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皮肤，他在死亡的彼岸仍然和以前一模一样，他甚至比生前更有气色，他只差说话了（不过人们可以在立体声响中再次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伪造的死人，是按照生命的色彩理想化的死人。这里的隐秘想法是：生命是自然的，死亡是反自然的——因此必须把死亡自然化，把死亡制成生命仿象的标本。所有这一切都是拒绝让死亡具有意指功能，拒绝让死亡获得符号力量，而且这种感人的自然拜物教有一种对死人而言的巨大残酷性：禁止腐烂，禁止改变——死人不是上升到死人的地位，不是得到活人的象征承认，而是作为傀儡待在活人圈中，充当活人生命的借口和仿象。死人被寄存在自然状态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差异性权利以及获得任何社会地位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些不怕符号也不怕死亡的社会（因为这些社会赋予死亡公开的意指功能）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全部区别，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切都被埋葬在自然性之下，各种符号从此仅仅是设计，它们追求一种自然理性的幻觉。死亡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第一个受害者：它在平庸的生命仿象中僵化，变得可耻而猥亵。 这些让死人微笑、给死人消毒的圣殿或杂货店，与意大利巴勒莫市嘉布遣会修道院的那些长廊相比，有多么大的差别啊！那里有三个世纪的出土尸体，墓地的黏土使这些尸体成为精细的化石，带有皮肤、头发和指甲，或者躺着，或者吊着肩膀，沿着专用长廊（修士长廊、学者长廊、妇女长廊、儿童长廊，等等），密集地排在一起，仍然穿着衣服，或者是粗呢，或者是盛装，戴着手套，披着满是灰尘的细纱：八千具尸体在透过气窗的苍白晨曦中，不可思议地显出了种种不同的神态，讥讽的、疲倦的、摇头的、凶残的或羞怯的——这是死人之舞。这个地方在变成游客的蜡像馆之前，一直是礼拜日散步场，亲友们以一种生动的亲密态度来拜访死者，辨认死者，把死者指给孩子们看，这是一种类似于弥撒或剧院的死亡“礼拜日”。这是死亡的巴罗克（最早出土的尸体始于16世纪反改革运动时期）。这是社会的稳定性，这个社会有能力挖掘自己的死人，在私密性和观赏性之间同死人来往，容忍死亡的戏剧，既没有恐惧，也没有猥亵的好奇，即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严肃的升华效果。这和我们社会的脆弱性相比，反差太大了，我们的社会除非通过苍白的幽默或反常的迷恋，否则就没有能力直面死亡?这和殡仪馆那种令人焦虑的驱魔相比，又是什么样的反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