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死刑 3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道主义的争议出发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人道主义是这一系统的最终完成。加缪说：“社会的自卫本能，也就是个体的自卫本能，要求有个体责任性的先设。”但这些先设恰恰在我们这个受等价法则支配的系统中决定了生命和死亡的平庸无奇。在这个系统之外，人并不需要自卫本能或责任本能（这是抽象的理性主义主体观中两种互补的偏见），死亡将重新具有祭献交换、集体时刻、主体强烈解脱的意义。培根说：“没有哪种激情会如此脆弱，以至不能面对也不能驾御死亡的恐惧。”但这话说得太轻巧了：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激情。在这个层面上，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消失了：“杀人的欲望经常是与自杀或自我毁灭的欲望同时出现的，”——“人希望生存，但也希望化为乌有，人想要无法挽回的东西，想要为死亡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中，不仅死刑的前景不能阻止罪犯，而且死刑很可能还会增加那种让人迷失的眩晕。”我们知道，自杀和谋杀经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人们更偏爱自杀。 这样的死亡，即激情的、祭献的死亡，公开地接纳死刑表演——我们赋予死刑表演一种道德功能，因此它是可耻的，秘密的。善良的人都非常强调公开处决的可耻性，但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处决的可憎性来自它的观赏性质：人们隔着一个观赏的距离品味别人的死亡。这不同于祭献的暴力，祭献的暴力不仅要求共同体全部到场，而且它是共同体本身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在如下的一段插曲中重新找到这种具有感染力的节日性：在1807年的英国，四万人观看一次处决，他们进入如此迷狂的状态，以致当场有一百人死亡。这种集体行为与死刑表演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把两者混淆在对暴力和死亡的同一种抽象谴责中，那就与国家思想混淆了，即与安抚生命的思想混淆了。然而，如果说右翼主要是使用压制性讹诈手段，那么左翼的区别则在于它想像并建立了安抚性社会化的未来模式。 人们就这样仅仅根据一种文明是否尊重作为绝对价值的生命，来判断这种文明是否进步。公开的死亡、庆贺的死亡、死刑——上沃尔特黑人面对击倒他的步枪而发出的笑声、图皮族的食人习俗——甚至包括谋杀与复仇、殉情与自杀，这一切有什么区别！当社会蓄意杀人时，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野蛮的复仇，可以与中世纪相比。其实这种说法带给社会极大的荣誉，因为复仇仍然是一种死亡互惠性。它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纯粹的自然运动”，而是一种精心建构的义务与互惠的形式，是一种象征形式。这和我们的抽象死亡毫无关系，我们的抽象死亡是道德和官僚体制的副产品（我们的极刑、我们的集中营），是可计算的死亡，可统计的死亡，它与政治经济学系统密切相关。它具有和政治经济学一样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从来不是复仇、谋杀或祭献表演的抽象性。我们生产的死亡，我们的文化制定的死亡，是司法的、集中营的、灭绝种族文化的死亡。今天，一切都变了，但一切也都没有变：在生命价值和宽容价值的符号下，支配日常生活的是相同的灭绝系统，但这次是悄无声息地灭绝——这一系统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甚至不再需要死刑了。ˇ 记录在体制暴力和死刑霸权中的相同目标也在强制性生存中得到实现：人工肾、抢救畸形婴儿、不惜一切代价延长临终时间、器官移植，等等。所有这些程序都是为了支配死亡，强加生命——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科学和医学的目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科学的妄想，它与人类目标无关。为了利润吗？不是：社会在这里投入了巨额费用。这种“英雄治疗法”，其特点就是成本增加，“利益减少”：人们在制造一些非生产性苟活者。虽然社会医疗保障仍然可以当做“为资本的利益而对劳动力的恢复”来分析，但这样的论据在此处却没有价值。系统在这里再次遇到的矛盾和死刑遇到的矛盾是相同的：系统不断抬高把生命作为价值来保护的价格，因为这个价值系统对整体的策略性平衡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抬价却又在经济层面上使整体失去平衡。那怎么办呢？一种经济选择成为必然，人们看到其中显露出了作为半官方学说与实践的安乐死。在法国，人们决定让30%的严重尿毒症患者活下去（在美国是36%！）。安乐死已经在各处都存在了，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人道主义诉求（如同堕胎“自由”），那么其中的含混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在系统的中期或长期逻辑中。所有这一切都在朝着社会控制扩大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所有表面矛盾之下，目标是确定的：巩固对生命和死亡的全部控制。从计划生育到计划死亡，不论是把人处死，还是让人活下去（禁止死亡是宽容的进步形式，是漫画的但也是逻辑的形式），关键在于自己没有决定权，自己永远不能自由地支配生命和死亡，只能在社会批准下死亡和生存。人们甚至不能将自己托付给偶然的生物学死亡，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自由。如同道德发出命?：“你不能杀人”，它今天又发出命令：“你不能死”——至少是不能随便死，只有在法律和医学允许时才能死。即使是让你死，这也仍然是根据决定。总之，纯粹的死亡被废除了，代之以计划死亡和安乐死：这甚至不再是本义的死亡，而是另一种完全中和的东西，它记录在规则中，记录在等价关系的计算中。死亡应该像社会服务一样得到保障，应该像健康和疾病一样被纳入社会医疗保障计划。这就是美国的“自杀汽车旅馆”的历史。在这些旅馆里，人们用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在最舒适的条件中获得死亡。（死亡像任何消费资料一样，有完美的服务，一切都预备好了，甚至还有酒吧女郎来让你对生活重新产生兴趣，然后人们友好地按照职业道德把煤气送入你的房间，没有痛苦，轻而易举：这就是自杀汽车旅馆提供的服务，它收取合理的报酬——也许可以报销？）既然死亡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被功能化了，为什么它不能在社会的输入输出中像可计算的个人消费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服务呢？ 为了让系统同意在复活有生命的废料时做出这样的经济牺牲，就必须让系统在取消人的生理死亡偶然性时获得基本的利益。“你们死吧，我们来做剩下的一切”，这样的格言从此只属于殡仪馆的陈旧广告。今天，死亡已经构成剩下的一切，如同“性爱中心”负责性爱一样，“死亡中心”将负责死亡。对巫婆的追捕仍在继续。 必须在超越一切的“客观”体制层面上有一种司法的、死亡的、复仇的授权。必须让死亡和赎罪脱离流通，在高层受到垄断，重新分配。必须有一个死亡和惩罚的官僚机构，如同必须有一种经济、政治和性欲交换的抽象一样：否则，整个社会控制结构就会坍塌。 所以，任何摆脱这种国家垄断的死亡或暴力都具有颠覆性——这是废除权力的预兆。那些著名的杀人犯、强盗或不法之徒之所以有魅力，原因就在于此：这种魅力和艺术品所具有的魅力是相似的：死亡和暴力的某种东西摆脱了国家的垄断，重新进入野蛮的、直接的、象征的互惠中——如同节日和消费中的某种东西摆脱了经济，重新进入无用的、祭献的交换——如同诗歌和艺术品中的某种东西摆脱了恐怖主义的意义经济学，重新进入符号的耗竭。在我们的系统中，只有这一点才是迷人的。只有不能换成价值的东西才是迷人的：性、死亡、疯病、暴力，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些东西在各处都受到压制。成千上万死于战争的人按照“为祖国而死”这种一般等价关系被换成价值——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死人可以兑换成黄金，他们并非对所有人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