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死刑 1

“直到18世纪，人们还在依法判决那些造成一个人死亡的有罪动物之后，将它们吊死。人们也吊死马匹。” 无名氏 我们对惩罚动物很反感，这肯定是有特殊理由的，因为审判一个人，让他受罪，这应该比审判一个动物，让动物受罪更严重，更可憎。然而，在我们看来，不论用什么方式吊死一匹马或一头猪就更可憎，如同吊死一个疯子或一个儿童就更可憎，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由于司法中这种隐秘的意识平等，被审判者总能保留一种特权，即否认别人对他有审判权，这种可能的挑战不同于辩护权，它恢复了最小限度的象征对等关系，但这种挑战在动物或疯子的情况中就完全不存在了。在禁止任何象征回应可能性的情境中使用象征礼仪，这就使这类惩罚具有了特别可憎的性质。 与有形的清除不同，司法是一种社会、道德和礼仪的行为。惩罚儿童或疯子的可憎性质来自司法的道德方面：如果“他者”必须被证实有罪，必须被定罪，那么惩罚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罪犯”既不可能有过失意识，更不可能有耻辱感。这与把狮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荒唐。但动物惩罚中还有别的东西，这次是来自司法的礼仪性质。这种场景之所以残忍而荒谬，不仅因为处死动物，而且也因为在动物身上使用了人类的礼仪。一切打扮动物的企图，一切训练动物表演人间喜剧的企图都是可悲而有害的——在死亡中，这种做法变得完全无法忍受。 但为什么我们看到动物被当做人对待时，就会有这种反感呢？因为此时人变成了动物。由于符号和仪式的力量，被吊死的动物其实是一个被吊死的人，但这是一个被妖术变成了动物的人。一种反射意义来自深深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在人和动物之间，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到处都起作用，永远都起作用，这种反射意义通过可怕的混淆而参与视觉再现，厌恶感就产生于这种有害的双重性（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是文化的终结，社会的终结，游戏规则的终结。杀死人形动物，这在人身上引发出一种对应的兽性，人成为自己仪式的牺牲品。人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在自己与兽性之间画出一条界线，但法律制度却转而反对人。当然，兽性是一个神话——它意味着人具有绝对的优势，意味着动物被抛入“兽性”。但这种歧视只能得到相对的证明，因为它在意味着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所有风险和义务，尤其是社会公正和社会死亡的风险——相反，根据同一种逻辑，动物则绝对没有这些风险。把这种形式强加给动物，这就抹去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就消除了人性。此时人就仅仅是自己建立的动物性神话的丑陋漫画。 解释这种对动物酷刑的厌恶，不需要精神分析，不需要父亲形象，不需要虐待癖和罪恶感。这里的一切都是社会的，一切都与人在自己周围依照差异神话代码划出的社会分界线有关，一切也都与依照一种法则打破这条分界线的报复有关，这一法则要求相互性永不消失：所有歧视从来都只是想像的歧视，象征相互性不论好坏总在穿越这些歧视。 当然，这种与人的特权丧失有关的厌恶也是某种社会秩序特有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与动物的分离，即对人的抽象，是决定性的。这种反感使我们与动物相区别：它标志着人类理性取得了进步，它使我们可以把处死人或动物的整个“中世纪”打发到“野蛮”中去。“甚至在1906年，瑞士还有一条狗因参与一次盗窃和谋杀而被审判并处决。”我们读到这里时会感到很安心，我们不再处于那个时代了。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今天“人道地”对待动物，我们尊重动物。然而，恰恰相反：我们对惩罚动物的反感与我们对动物的蔑视成正比。正是在我们的文化特有的对动物的贬低中，在无责任性中，在非人性中，动物失去了享有人类礼仪的资格：于是只要把人类礼仪用到动物身上，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厌恶，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进步，而是由于人类种族主义的深化。 从前那些在仪式中祭献动物的人并没把动物当成畜生。即使依法处决或惩罚动物的中世纪社会也比我们离动物更近，而我们却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他们认为动物有罪：这是给予动物的荣誉。我们认为动物（以及疯子、智障者、儿童）清白无辜，这说明我们与动物之间有根本的距离，说明人类的严格定义使它们遭受到种族排斥。在所有生物都是交换伙伴的环境中，动物理应享有祭献和赎罪仪式的“权利”。原始社会的动物祭献与神圣的、图腾的、特殊的动物地位有关。我们不再祭献动物，甚至不再惩罚动物，我们为此而骄傲，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驯化了动物，使它们构成了一个低等种族的世界，它们甚至不再配得上我们的司法，只能当做肉铺的肉类被干掉。另外，自由主义理性思想也负责照顾自己驱逐的对象：动物、疯子、儿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他们甚至不配接受惩罚和死亡，只能接受社会的施舍：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ǹ动物保护协会、“开放式”精神病院、现代教学法——这是隐蔽而彻底的贬低，自由主义理性就躲藏在这些形式中。人道主义通过种族怜悯加强了自己对“低等生物”的优势。 ˇ 死刑问题便是在这一切的启示下提出的，这也是自由人道主义提出的或天真或虚伪的问题。 在原始人那里，“罪犯”不是低等人，不是非正常人，不是非责任人。相当数量的象征机构都与罪犯联系在一起，如同与“疯子”和“病人”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关于罪犯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基本功能的话中，也残存着某种与此类似的东西。国王是犯有最大罪恶的人，他打破了乱伦禁忌——所以他才是国王，所以他才要被处死。他通过赎罪获得最高地位，因为正是赎罪使交换循环重新开始。此处有一整套我们已经不了解的残酷哲学（阿尔托意义上的残酷哲学），这一哲学既排斥社会的无耻行为，也排斥刑罚：国王—罪犯之死不是一种制裁，这种死亡并不切除社会机体上某种腐烂的东西，相反，它是节日和顶峰，各种连带关系都在此建立，各种分离都在此消失。疯子、小丑、强盗、英雄以及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其他人物，尽管程度不同，但都扮演过相同的象征角色。社会就连接在他们的差异性上。最先扮演这种角色的是死人。传统社会还没有受到社会理性原则的影响，所以很容易适应罪犯，哪怕是通过礼仪和集体的死刑来适应 ① ，正如农村社会能够适应村里的白痴，哪怕是作为礼仪的嘲弄对象。这种残酷文化结束了。在这种文化中，差异性在同一种祭献行为中得到增强，得到补偿。我们现在对于那些行为异常者却只知道消灭或治疗，只知道清除，驱逐，把他们抛入社会黑暗中。这一切甚至是和我们的“宽容”，和我们至高无上的自由观相称的。“当代社会在风俗方面获得进步，但这并不排除社会在精神方面的退步”（《通用百科全书》）。社会通过正常化，即通过把等价关系的逻辑扩展到所有人——规范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自身最终被社会化，它排斥所有抗体。正是在此时，在同一种运动中，社会创建了专门用来收容这些抗体的机构——因此在几个世纪中，监禁、疯人院、收容所、学校非常兴旺，我们还不能忘记工厂，工厂也是随着人权的出现而开始繁荣的——劳动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化只不过是各种差异的象征交换向等价关系的社会逻辑的大规模过渡。任何“社会理想”或社会主义理想都只是加剧了这一社会化过程，而那种希望废除死刑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只是延缓了这一过程。关于死刑的右翼思想或左翼思想——反革命歇斯底里或理性人道主义：它们毫无区别——两者都同样远离了象征形态，在象征形态中，罪恶、疯病、死亡都是一种交换方式，是那个“被诅咒的部分”，所有交换都围绕着这个部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