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老年与第三年龄

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一样的，科学对死亡的征服与系统的合理性发生了矛盾：第三年龄成为社会管理的巨大负担。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金钱和道德价值）都耗费在这里，却无法找到一个意义。社会的三分之一就这样被置于经济寄生和隔离的状态。死亡长征所征服的这些土地从社会角度讲是荒芜的。现代的老年作为新近的殖民地沉重地压在这个社会上，就像过去那些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一样。第三年龄确实说出了自己要说的含义：它是某种第三世界。 第三年龄只是一个生命阶段，在极限情况下，它是边缘的，非社会的，它是少数民族隔离区，是缓刑，是通向死亡的缓坡。准确地说，这是对老年的清理。随着活人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活人“战胜”死亡，从象征角度而言，活人不再得到承认。这一年龄段被处以不断延期的死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其他社会构成中，老年则作为群体的象征支柱而真实地存在。老人的地位是最有声望的地位，最终可以成为祖先的地位。“岁月”是真正的财富，它可以作为权威和权力进行交换，不像在今天，赢得的“岁月”仅仅是一些积累的、可计算但不可交换的“年头”。因此，延长的预期寿命最终只通往一种老年歧视：这种歧视在逻辑上来自对死亡本身的歧视。“社会性”在这里仍然发生了巨大作用。社会性把老年变成一块“社会”领地（在报纸上，老年与移民、堕胎问题一起出现在“社会”栏目中），社会性通过把部分生命封闭于自身而把这一部分生命社会化。在自然死亡的吉祥符号下，社会性把老年变成一种提前到来的社会死亡。“因为文明人的个体生命沉浸在进步和无限中，因为根据其内在意义，这样的生命永远不应有尽头。所以，生活在进步中的人总有可能取得新的进步。任何正在死去的人都永远不可能到达顶点，因为顶点处于无限。亚伯拉罕或过去的农民都是老死的，他们对生命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中，因为生命在他们的暮年给他们带来了它能给予的全部意义，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还想解开的谜团。所以他们可以说自己对生命感到满足。相反，文明人置身于文明的运动中，这一文明不断地被思想、知识和问题所丰富，文明人会对生命感到厌倦，而不是对生命心满意足……所以死亡在文明人眼里是没有意义的事件，文明人的这种生命也没有意义，因为生命的进步性毫无意义，这使得生命也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事件。”（韦伯：《学者与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