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事故与灾难

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合理性的死亡悖论。将死亡设想为自然的、世俗的、不可逆的，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标志本身，但它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合理性原则产生尖锐矛盾——这些原则就是个人价值、科学的无限进步、在各方面都主宰大自然。通过中和，死亡成为“自然事实”，但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丑闻。这正是帕斯在他的事故理论中所做的精彩分析（《联接与分离》）：“现代科学战胜了各种瘟疫，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其他自然灾害的可接受的解释：自然不再代理我们的罪恶感，同时，技术也延伸、扩展了事故的概念，赋予这一概念完全不同的性质……事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幽灵纠缠着我们的失眠……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和逻辑学上的哥德尔证明就等同于历史世界中的事故……决定论公理系统失去了自己的一致性，暴露了固有的裂痕。这个裂痕其实不是裂痕，而是系统的属性，是某种属于这个系统的东西。事故既不是我们的政治系统发生的例外和疾病，也不是我们的文明具有的可以改正的缺陷，而是我们的科学、政治和道德的自然结果。事故构成我们的进步观的一部分……事故成为一种必然性悖论：它具有必然的命定性和自由的不可确定性。非身体一旦成为唯物主义科学，也就成为恐怖的同义词：事故是我们崇尚的理性所具有的各种属性之一……基督教道德把自己的压制权让给了事故，但同时任何道德主张也就都从这种超人权力中消失了。阿兹特克人的焦虑又出现了，尽管没有预兆，没有天象。灾难变得司空见惯，微不足道，因为事故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事故而已。” 社会在使自己正常化的同时也在其边缘带来疯子和不正常者，同样，理性和技术对自然的主宰在深化过程中也在自己的周围带来了灾难和故障，这是“自然有机体”的非理性——这是不能忍受的非理性，因为理性自认为至高无上，它甚至不再能够想像自身之外的东西——这是无法解决的非理性，因为我们不再有赎罪仪式或调解仪式：事故是荒谬的，如同死亡，仅此而已。这是破坏。这里有一个狡猾的魔鬼，它总是让这台如此美妙的机器出毛病。这种理性主义文化患上了集体妄想症，这是任何其他文化都没有的。最小的事故，最小的差错，最小的灾难，如地震、房屋倒塌、恶劣天气，都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这一切全是暴行。因此，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破坏、恐怖主义、强盗行为这种意义上得到阐释。这是事故吗？无法确定，也无关紧要，因为帕斯分析的事故范畴已经转入暴行范畴。在理性系统中，这是很正常的：偶然只能属于一种人类意志，因此任何故障都被阐释为妖术——从政治方面阐释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损害 ① 。这是真的：一场自然灾害是对现存秩序的威胁，这不仅因为它会引起真实的混乱，而且因为它会打击一切至高无上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合理性。所以地震时才会有戒严（尼加拉瓜），所以发生灾难的地方才要有警察（比游行示威时的警察力量更强）。因为谁都不知道事故或灾难引发的“死亡冲动”在这种场合会爆发到什么程度，会反对政治秩序到什么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理性系统的中心，在这一系统的逻辑后果的中心，又回到了一种“原始”幻象，即我们把任何事件，尤其是死亡，全都归罪于一种敌意。但其实只有我们才处在完全的原始性中（我们为了驱逐这种原始性而用它来打扮原始人），因为在“原始人”那里，这种观念对应于他们与周围一切的双重性相互交换，所以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中，就连自然灾害和死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我们这里，这种观念则是纯粹的谬误推理，是理性的妄想，它的公理使各处都出现了绝对的不可理解之物，比如不可接受、不可化解的死亡，比如作为迫害的事故——事故仿佛是某种不愿意服从“客观”法则的物质或自然所进行的荒谬而邪恶的抵抗。所以人们才会对灾难、事故、暴行越来越着迷：这是受到追捕的理性本身，追捕它的是一种对理性本身的规范和特权进行普遍报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