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生理死亡的不可逆性及其客观性和准时性是科学的现代事实，是我们的文化特有的事实。所有其他文化都认为，死亡在死亡之前开始，生命在生命之后延续，不可能区分生命和死亡。我们不应该把一方看成是另一方的终点，我们应该努力看到生命和死亡的根本不确定性，看到它们在象征秩序中自主化的不可能性。死亡不是到期付款，而是生命的色调变化——或者说生命是死亡的色调变化。但我们的现代死亡观却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再现系统所支配：即机器与功能的系统。一部机器或者运转，或者不运转。同样，生物机器或者是死的，或者是活的。象征秩序中没有这种抽象性。即使生物学承认人一出生就开始死亡，这种观念也仍然停留在一种功能定义范围之内 ① 。但下面的说法却完全不同：死亡组织生命，死亡与生命交换，死亡是生命的顶峰——此时，如果把生命当成一个以死亡为期限的过程，那将是荒谬的，如果把死亡等同于一种亏损或一种没落，那将是更荒谬的。不论是生命还是死亡都不再可能归于任何一种目的：因此也不再可能有死亡的准时性和确定性。 我们完全生活在进化论思想中，这种思想认为人从生命走向死亡：这是主体的幻觉，它同时得到生物学和形而上学的支持（生物学虽然想成为形而上学的颠覆，但它只是形而上学的延伸）。然而，甚至并没有一个在确定时刻死去的主体。更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自身”（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客体、我们的语言）的一些完整部位自生命开始就陷入了死亡，它们在生前就经历了服丧。因此某些部位在生前就一点点地忘记了自己——就像在布莱希特的那首歌中，上帝忘记了那个顺流而下的溺水少女： 上帝一点点地忘记了她， 先是脸，然后是手，最后是头发…… 主体的同一性每时每刻都在解体，被上帝遗忘。但这样的死亡根本不具备生物学性质。在其中的一级，即生物化学的一级，无性的原生动物没有死亡，它们只是分裂，分支（遗传密码也没有死亡：它超越个体的命运，在没有变化的状态下得到传递）。在另一级，即象征的一级，死亡/虚无也不存在，生命和死亡在这里是可逆的。 只是在意识的个人主体的极小空间里，死亡才具有不可逆的意义。它甚至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预先体验的神话。主体为了自身的同一性，需要一个自己终结的神话，就像需要一个自己起源的神话一样。事实上，主体从来都不在场——如同那个少女的脸、手和头发，甚至在溺水之前，就已经一直在别处了，已经被卷入一种荒谬的分配中，一种被死亡推动的循环中。必须消除生命中无处不在的这种死亡，必须把它定位于一个精确的时空：即身体。 在生理死亡中，死亡与身体不是相互激发，而是相互中和。生物学从根本上意味着灵魂与肉体的二元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二元性就是死亡本身，因为正是死亡将身体客体化，使之成为残余物——通过死亡进行报复的邪恶客体。正是由于灵魂，身体才成为原始的、客观的事实，成为性、焦虑和死亡的命运。正是由于灵魂这种想像的分裂，身体才成为这种“现实”，它只在注定死亡时才存在。 因此，必死的肉体并不比不死的灵魂更“真实”：两者同时来自同一种抽象，和它们同时出现的还有两种重要的、补充的形而上学：灵魂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其各种道德变形）和身体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及其生物学延伸。生物学像任何一种基督教或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一样，依赖灵与肉的分离而生存，但它不再这么说——灵魂不再自我言说，灵魂作为理想原则，完全进入了科学的道德规范，进入了对真实和世界进行技术操作的合法性原则，进入了“客观”唯物主义原则。即使中世纪那些发表灵魂话语的人也不像生物科学这样远离“身体的符号”（帕斯：《联接与分离》），生物科学及其技术和公理，全都转到了“非身体”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