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巴塔耶作品中的死亡 2

它像巴塔耶所说的那样，确实以一种连续性为目标，但不是人种的连续性——人种的连续性只是一种生命秩序的连续性。这种牺牲性死亡追求的是彻底的连续性，即那种让主体在性和死亡中沉没的连续性，它永远意味着秩序的奇异损耗。它不依赖生殖行为，就像欲望不依赖需求，就像奢侈的消耗不是对满足需求的延伸——它在情欲中否定这种生物学功能性。到人种法则中寻找牺牲、牺牲性摧毁、游戏和消耗的奥秘，这仍然是使所有这一切都功能化。这两者之间甚至没有类似性。在情欲的过度和性的生殖功能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死亡的象征过度和身体的生物学损耗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① 。 都在游戏。 维斯曼说：躯体是要死的，遗传质是不死的。原生动物具有潜在的不死性，死亡仅出现在分化的多细胞动物那里，对这些动物而言，死亡变得可能，甚至合理（个体生命的无限延续成为无用的奢侈——在巴塔耶看来正相反，死亡是一种“不合理的”奢侈）。死亡只是生物在很晚才获得的。在物种的历史中，死亡和性同时出现。 例如，图尼埃（M.Tournier）在《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中写道：“性与死亡。两者密切勾结……他强调个体为物种而牺牲，这种牺牲总是在生育行为中秘密完成的。他说，因此，性是物种在个体身上的活生生的、威胁性的、致命的存在。生育就是引出下一代，这一代又以天真而无情的方式把上一代推入虚无……因此，那种使两性相互吸引的本能确实是一种死本能。所以大自然认为必须隐匿自己的游戏——然而这游戏是透明的。表面上看，恋人追求的是一种自私的快乐，但实际上他们行走在最疯狂的献身道路上。”这是准确的寓言，但它只证明了死亡与性的生物学关联：死亡的法令确实是与性同时出现的，因为性已经是一种功能切割的记录，因此也直接属于压抑的秩序。但这一功能切割不是冲动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它出现在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中。野蛮人不像我们这样把性自主化。他们更接近于巴塔耶描写的状态：“融合的新生中流淌着感官的游戏，在这里，自我被剥夺……”以至我们应该按照维斯曼的方式来反驳他：死亡（与性）只是社会生命在很晚才获得的 。 巴塔耶在这里受到自然主义的诱惑，甚至受到生物主义的诱惑，这导致他在另一方面把某种非连续性倾向自然化：“延续的欲望是每个生命的特性。”与一种自然本性相反（自然本性可能是能量的滥用和毁灭的狂欢），“生命”用一些禁忌保护自己，用各种方法抵抗这种来源于自然本性的死亡冲动与过度（然而，它的抵抗永远只是暂时的，“人类永远不能用最终的否定来对抗暴力和死亡”）。巴塔耶就以这种方式在关于消耗的自然定义（作为挥霍模式的自然）和关于经济的本体论定义（主体希望维持在自己的生命中——但主体的这个基本欲望又来自哪里呢？）的基础上，建立了禁忌与违反的主体辩证法，在其中，牺牲和死亡的最初喜悦丧失在基督教和反常的欢娱中 ① ——这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的客观辩证法，在其中，死亡向经济组织发出的挑战被伟大的形而上学抉择替代了。 但巴塔耶这种过度而奢侈的死亡观中仍然有某种可以摆脱精神分析及其个体心理范围的东西——这就是打乱一切经济的可能性，不仅粉碎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之镜，而且粉碎相反的压抑、潜意识和里比多经济学的心理之镜。今天，对我们而言，某种东西出现在所有这些镜子之外，或者说出现在这些镜子的碎片中，如同那个布拉格大学生的镜子——他在死亡的一刻从碎片中找回了自己的真实形象。这种东西就是身体、生命和财富的奇异分散，而巴塔耶作品中的死亡形象则是对这种分散的最接近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