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死亡冲动 2

因此，死亡冲动的命题，不论是在它的二元形式中还是在重复的、不断摧毁的反目的性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无法还原为任何西方思想理性机制的东西。说到底，弗洛伊德的思想本身就像是西方理论世界中表演的死亡冲动。但赋予它建设性的“真理”地位，这当然是荒谬的：死本能的“现实”是不成立的——为了忠实于死亡冲动的直觉，就必须让死亡冲动一直处在解构的假设中，即处在它对先前一切思想所进行的解构的边界之内，但此时它本身作为概念也应该立即被解构。无法想像解构原则是惟一可以逃脱死亡冲动的东西——除非作为理性的最后遁词。 捍卫死亡冲动，就必须反对所有那些在新的建设性结构中重新使它辩证化的企图。马尔库塞是很好的例子。他曾谈到死亡压抑：“今天，神学和哲学争着把死亡当做一个存在范畴来赞美。它们把一种生物学事实非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本体论实质，从而赋予人类罪恶感一种超验的恩惠，助长了这种罪恶感的延续。”（《爱欲与文明》）这是就“超级压抑”而言的。他对基本压抑是这样说的：“死亡的原始事实一劳永逸地否定了非压抑存在的所有现实。”“因为死亡是时间的最终否定性，而快乐则要求永恒……时间不影响本我，但自我却从属于时间。不可避免的终止表现在每时每刻中，这种终止只要稍微提前，就会在所有的里比多关系中引入一种压抑性要素。”我们暂不追究“死亡的原始事实”这种说法：压抑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原始事实，而是社会关系。但最奇怪的是这里的方式，这种最基本的死亡压抑在随着爱欲的“解放”而改变符号时的方式：“死本能的操作受到涅 原则的指导：它倾向于一种状态……没有需求。这种本能的倾向意味着自己的摧毁性表现将随着这种状态的临近而减少。如果本能的基本目标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痛苦的终止和压力的缺席，那么具有悖论意味的是，生命越接近满足状态，死亡和生命的冲突就越少”……“从超级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爱欲将会得到强化；而它一旦得到强化，就会以某种方式吞并死本能。死亡的本能价值就会改变。”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按照必然与自由的古老哲学，改变本能并战胜原始事实：“死亡可以重新成为自由的符号，死亡的必然性并不否定最终解放的可能性。像所有其他必然性一样，死亡的必然性也可以成为理性的、不痛苦的。”因此，马尔库塞的辩证法意味着对死亡冲动的整体贬低。（然而在《爱欲与文明》中，这段话后面紧接着就是“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在那些虔诚的心灵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抵制。为了战胜死亡而调动整个辩证法——这里是爱欲的“解放”，别处是生产力的“解放”，这并不过分。 死亡冲动令人尴尬，因为它不再允许重建任何辩证法。这就是它的彻底性。但它所造成的恐惧并不赋予它真理的地位：我们必须质问，归根结底，它本身会不会也是一种对死亡的合理化。在弗洛伊德那里，首先是一种确信在言说（在其他地方，他谈的是思辨假设）：“我们确信，主导精神生命的是一种趋于不变的倾向，是一种消除由兴奋造成的内心压力的倾向（涅 原则），这一确信是我们认为存在死本能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超越快乐原则》）那么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努力把死本能建立在生物学合理性中呢（维斯曼［Weissmann］等人的分析）？人们一般都为他这种实证主义的努力而感到遗憾，这有点像人们出于对恩格斯的敬重而一致忽略了他的自然辩证法的尝试。然而，他说：“任何有生命的存在都会回到无机状态，都会由于内在原因而死亡，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当做一个不能有任何例外的经验事实来接受，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生命趋向的终点就是死亡；反过来说，无生命的存在先于有生命的存在……各种作为生命卫士的本能，最初都是伴随死亡的卫星。” 这里很难把死亡冲动从实证主义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思辨假设”或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心理运作原则”（邦达利［J.B.Pontalis］，《弓箭》杂志）。另外，这个层面上也不再有真正的冲动二元性：只有死亡才是目的性。但这个目的性本身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把死亡铭刻在作为机体和精神的命运、几乎像编程和遗传密码一样的先在性中——总之它把死亡铭刻在这样一种实证性中，以致我们除非相信这种冲动具有科学现实性，否则就只能把它当做神话。我们只能用弗洛伊德的话来反对弗洛伊德：“冲动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特有的神话学。冲动是一些神话式存在，它们因自己的不确定性而伟大。” 既然死亡冲动是一个神话，那么我们就来阐释这个神话吧。让我们把死亡冲动和潜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当做神话来阐释吧，我们不再考虑它们的效应或它们朝向“真理”的努力。神话叙述某件事情：主要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话语形式。我们断言，精神分析以性行为和死亡的隐喻方式，叙述我们的文化中某种作为基本组织的东西。当神话不再被叙述，当神话的寓言故事被升为公理时，神话就失去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伟大的不确定性”。尼采说过，“概念只不过是隐喻的残余”。因此，我们断言，潜意识是隐喻，死亡冲动是隐喻。 生本能为死亡服务，全部的文化升华仿佛都是一条通向死亡的漫长的弯路，死亡冲动维持着压抑的暴力，像残暴的超我一样支配着文化，生命的力量记录在重复的强迫性中，这一切都是真的，但仅对我们的文化而言才是真的，我们的文化是死亡的事业，它尽力消除死亡，因此把死亡建立在死亡之上，它自身受到死亡的纠缠，仿佛是被自身的目的所纠缠。“冲动”一词已经用隐喻的方式说出了这一点，它指称了政治经济学系统的当代阶段（但这还是政治经济学吗？），在这个阶段，价值规律以最恐怖的结构形式，在代码的简单强迫性再生产中得以完成，在这个阶段，价值规律像冲动一样似乎是不可逆的目的性，以致它成为我们的整个文化命运的形象。这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重复相同规律的内在性阶段。在这个阶段，系统受到自身目的的困扰，一边是作为客观目的性的死亡带来的全部投资，另一边是作为解构过程的死亡冲动带来的全面颠覆，系统被挟持在两者之间。死亡冲动这一隐喻同时说出了所有这些意思——因为死亡冲动既是系统，也是系统的化身，它是系统的彻底的反目的性。 以上就是神话的叙述。但让我们看看，当死亡把自己当做“冲动”的客观话语时，它是怎样运作的。“冲动”一词的定义既是生物学的，也是心理学的，“冲动”使精神分析扎根于直接来自某种西方理性想像的范畴：“冲动”并非彻底否定西方理性，它应该被当做西方思想的一个阶段来阐释。就生物学意义而言：很清楚，正是科学合理性生产出了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分，生物学便建立在这种区分上。科学把自己作为代码来生产，科学不折不扣地生产出了作为概念对象的死亡物，非生物，而且生产出了作为公理的死亡物的分离，从这个公理出发，科学就能够进行合法化。只有死亡物才是真正的（科学）对象，如同只有死人才是优秀的印第安人。然而，死亡冲动指涉的正是这种无机状态，这种非生物地位，这一地位仅仅来自科学的专制性法令，说到底，它来自科学本身的压抑与死亡的幻想。既然死亡冲动归根结底只是非生物的重复循环，那么它就具有这种生物学专制性的特点，它通过一种心理过程来重复这种专制性。然而，并非所有文化都生产非生物这个分离概念，只有我们的文化才在生物学影响下生产这一概念。这种歧视一旦消除，死亡冲动的概念就将立即失效。这个概念其实只不过是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种理论设置，它与科学迷失其中的所有那些建构企图相比，并不提供更多的出路。最终占优势的总是非生物，即一种死亡的公理系统（参见莫诺：《偶然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