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化身与人格分裂

化身的形象与死亡形象、巫术形象密切相关，它本身就提出了心理学阐释或精神分析阐释的所有问题。 原始社会的化身是阴魂、幽灵、影子、影像，是一个几乎可见的物质精神，它一般被视为灵魂和意识的粗糙的前形象，它遵循一种递增的升华过程和德日进（T.de Chardin）所说的精神“人类化”过程，走向独一无二的上帝和普遍道德的顶峰。然而，独一无二的上帝与统一的政治权力形式密切相关，与原始诸神则毫无关系。同样，灵魂和意识与主体统一原则密切相关，与原始化身则毫无关系。相反，正是“灵魂”的历史性降临结束了与鬼怪和化身的大量交换——结果这又导致了另一种化身形象的出现，它魔鬼般地穿行在西方理性的字里行间——它再次与西方的异化形象密切相关，与原始化身则毫无关系。两者在（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学影响下的相互混淆只是一种过度的重写。 原始人和自己的化身之间不存在像主体和自己的精神原则——心灵之间或主体和自己的道德心理原则——意识之间那样的镜像关系或抽象关系。任何地方都没显露这种共有的理性和这种理想的等价关系，对我们而言，这种等价关系构造主体，甚至构造主体的人格分裂。化身也不是降神术中的神奇幻影，不是来自潜意识和罪恶感深处的古老再现（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化身和死人一样（死人是活人的化身，化身是活的、亲密的死亡形象），是一个合作者，原始人与化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个人关系，一种或幸福或悲惨的双重关系，化身是某种类型的交换，是与自身不可见部分的可见交换（言语、动作和仪式），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异化。因为，主体只是在把一种抽象体制内在化的时候，才会被异化，像我们这样被异化，这种抽象体制来自“后世界”，它是心理（自我与自我理想）、宗教（上帝与灵魂）、道德（意识与法律）的体制，是不可调和的体制，其他的一切都隶属于这个体制。例如，在历史上，异化是伴随着解放了的奴隶对主人的内在化而开始的：只要主人与奴隶的二元关系继续存在，就不会有异化。原始人与自己的化身的关系是二元关系，不是异化关系。他真的可以和自己的影子（真实的影子，不是比喻）交往——这对我们而言是永远禁止的，就像和某种活的原型交往一样，他可以和影子说话，保护影子，取得影子的支持。这是友好或敌对的影子，但决不是身体“原型”的反映，而是享有全权的影子，因此不是主体的“异化”部分，而是种种交换角色之一。另外，当诗人们呼唤自己的身体或呼唤语言的词语时，他们找到的也是这种影子。以二元的方式，以超越主动与被动的方式（身体对我言说，语言对我言说），对自己的身体言说，对语言言说，使身体的每个片段和语言的每个片段都自主化，成为有生命的存在，能够回应与交换——这将是分离和人格分裂的终结，人格分裂只不过是每个身体片段的等价原则服从主体原则，只不过是每个语言片段的等价原则服从语言代码。 因此，原始社会中的化身地位（以及鬼怪和神明的地位，因为他们也是一些真实的他者，是活的、不同的他者，而不是一种理念化的本质）与我们的异化相反：在原始社会中，人能分身成为无数的他者，这些他者同样有生命，而统一的、个体化的主体则只能在异化和死亡中与自己对峙。 随着心灵和意识（同一律和自身等价原则）的内在化，主体遭到真正的监禁，这类似于福柯描写的17世纪对疯子的监禁。此时人们失去了关于化身的原始思维，即一种连续思维和交换思维，而作为主体断裂性的化身则开始在疯病和死亡中出没。“谁看见了自己的化身，谁就看见了自己的死亡”。有吸血鬼化身、复仇者化身、未和解的灵魂，化身成为主体死亡的先兆，甚至出现在主体的生命旺盛期。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或者是施莱米尔这个失去影子的人——人们一向把这个影子阐释为灵魂、意识、故土等隐喻，这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不从隐喻角度理解，这个故事会更神奇。我们都失去了我们真正的影子，即太阳带给我们的影子，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个影子不再存在，我们不再和它说话。我们的身体也随着影子离开了我们——失去自己的影子，这已经是忘记自己的身体了。相反，当影子像《布拉格的大学生》中的镜像那样成长为自主的力量时，它就显现出魔鬼的效果，疯狂的效果，它要吞食那个失去影子的主体，它是杀人的影子，是所有被抛弃、被遗忘的死人的形象，这些死人永远不会容忍活人不把他们当回事，这很正常。 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受到这种分离化身的纠缠，甚至在最微妙的文化形式中，即弗洛伊德用“不自在感”界定的文化形式中也是如此，焦虑从最熟悉的事物中涌现，分离的眩晕以最强烈的程度出现在这里，因为它的形式最简单。事实上，这样的时刻来临了：随着我们对心灵（或其他任何等价的体制或抽象?这个理想主体性的内在化，那些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如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的身体本身，都落入了分离。正是心灵杀死了众多的化身和鬼怪，正是心灵把它们打发到了幽灵的、萌芽期的、潜意识民俗的秘密世界，如同基督教把古代诸神全都变成了魔鬼——真该死。 这就是心理学，就是我们的深层体制，就是我们的后世界——这种强大的思想力量、这种神奇的自恋、这种对死人的恐惧、这种万物有灵论或原始心理，我们把这一切悄悄塞给野蛮人，然后又当做“古代积淀”回收。当弗洛伊德谈到“心理过程的自恋式高估”时，他没想到自己说得有多好。如果确实有人高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甚至把自己的心理过程当做理论推销到所有文化中，就像我们输出我们的道德和技术一样），那么这人正是弗洛伊德自己，也是我们的整个心理主义文化。心理学话语对所有象征实践（包括野蛮人的明显象征实践，如死亡、化身、巫术，以及我们目前的象征实践）的裁决比经济话语的裁决更危险——这种裁决和心灵或意识对身体的所有象征潜力的压制性裁决属于同一种性质。精神分析对象征的再阐释是一种简单化操作。因为我们生活在潜意识的体制下（但我们真的生活在潜意识的体制下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神话在指称这种压抑吗？而且它不是也来自这种压抑吗？这是关于压抑的被压抑的思想），所以我们以为有理由在所有可能的形态中扩展这种裁决，即心理历史的裁决，在其他地方干脆就是历史本身的裁决。潜意识以及一般的心理秩序成为不可超越的体制，潜意识对以前所有个人和社会的形成都有初夜权。但潜意识的想像也扩散到了未来：如果潜意识是我们的现代神话，如果精神分析是潜意识的先知，那么潜意识的解放（欲望的革命）就是至福千年的异端邪说。然而，潜意识思想，如同意识思想，仍然是一种不连续的、断裂的思想。它只不过用丧失的客体和永远逃脱的主体的不可逆性替代了意识主客体的实证性。这种思想尽管偏离了中心，但仍处在西方思想的轨道上，仍保留着西方思想中陆续出现的各种“地形”（地狱/天堂——主体/自然——意识/潜意识），分裂的主体只能梦想一种丧失的连续性 ① 。 潜意识思想永远不能到达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决不是对一种失去的秩序的幻想，它与所有那些断裂和压抑的地形相反，是一种二元秩序、可逆秩序、象征秩序的思想。例如，在这种思想中，死亡不是隔离的空间，对主体而言，自己的身体和影子也不是隔离的空间，死亡不终结身体的历史，分界线不终结主客体的双重性，这里既没有彼岸（死后生存与死亡），也没有此岸（潜意识与失去的客体），只有象征互惠的即时实现。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原初融合性的：只有怀旧才会带来原初融合的乌托邦。这里没有任何怀旧的东西，没有丧失，没有隔离，没有潜意识。一切都已经在这里了，一切都是可逆的，一切都是祭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