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潜意识与原始秩序 1

这种生与死的相互性（生与死不是按照生物学的线性或幻想的重复相互分离，而是在社会循环中相互交换），这种禁忌的消除（禁忌隔离活人和死人，并且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影响活人）——所有这一切都对潜意识的先设本身提出了质疑。 “杀父娶母”是什么意思？奥尔蒂格（E.Ortigues）在《非洲的俄狄浦斯》中提出这个问题。“‘娶’这个动词在两种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社会心理内容。至于‘杀’这个动词，它看上去如此清晰，但我们能肯定它没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含义吗？在祖先与活人如此接近的国度，什么是‘死了的父亲？’……一切都变了，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每个词项的含义。” “在一个遵从祖先法则的社会里，个体没有任何可能杀死这个从来都已死并且永远仍然活在古人习俗中的父亲……把父亲之死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或者把道德意识个体化，把父亲的权威降低为凡人的权威，可替换的、可与祖先的祭坛和‘习俗’分离的权威，这就会脱离群体，就会破坏部落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除时，我们想到的是个体经历的悲剧。但在部落社会中，‘生殖’宗教和‘祖先’宗教明确提出的集体传统的基础恰恰就是我们那些年轻的俄狄浦斯在个人幻想中被迫体验的东西，那么部落社会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怎样的呢？” 因此，在原始社会中，“象征功能”并不连接父亲法则和个体心理现实原则，它当下就连接集体原则，连接集体的交换活动。我们已经在秘传中看到，亲子关系的那些生物学角色被社会过程消解，被传授奥义的父母替代——这些父母是象征角色，他们指向社会成员，即指向氏族的所有父母，极限情况下还指向已死的父亲，即祖先，指向氏族的土地之母。父亲的体制没有出现，它消解在（接受秘传的）敌对兄弟的集体性中。奥尔蒂格说：“进攻性转移到水平线上，成为兄弟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又得到一种非常密切的连带关系的超级补偿。”（为什么是“转移”呢？难道它“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指向父亲吗？）俄狄浦斯原则与乱伦禁忌（父亲强加在母亲身上的禁忌）的否定方面相对应，而与这种原则相对立的则是一种肯定意义上的兄弟交换姐妹的原则——处在这一配置中心的是姐妹，而不是母亲，全部社会交换游戏都是在兄弟姐妹的层面上组织的。因此不存在非社会化的俄狄浦斯三角，不存在由禁忌和父亲的统治话语批准的家庭封闭结构，只存在一种同类之间的交换原则，它以挑战和互惠为基础——这是社会组织的自主原则。“馈赠的概念是在同一年龄段内部的平等氛围中出现的。儿童在托儿所同意为另一个儿童作出一点牺牲，这与他和母亲的分离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因此一切都说明这里有一种与禁忌的心理原则相对立的社会交换原则，有一种与潜意识过程相对立的象征过程。因为在原始秩序中，一切都以社会方式分配并消解，所以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家庭的生物学三联体，它由心理学复因决定，在心理现象中又被幻想症结重叠，最后通过纯粹“象征”的第四词项得到圆满完成：这个词项就是菲勒斯——“它是绝对必要的，有了它才能在言语的层面上引入关系，才能把这种关系变成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法则”。对我们而言（至少是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正是这里记录着“父亲之名”，它是“法则”的能指，只有这一法则才能在交换中引入“父亲之言”的拿手好戏，父亲之言可以防止与母亲的致命融合，防止欲望对母亲的吸收。除了菲勒斯，没有其他拯救。必须有这个“法则”，必须有一个阻挡主体的象征体制，通过这一体制才能发生作为潜意识构成基础的初级压抑，通过这一体制主体才能进入自己的欲望。没有这个组织交换的体制，没有这个菲勒斯中介，主体就不可能压抑，甚至不再可能通往象征，主体将会陷入精神病。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原始社会是“精神病”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事实上不了解这种法则的操作，也不了解由此产生的潜意识压抑结构。当然，这只是我们把原始社会粗暴地打发到温柔疯病中的方式（否则就是认为精神病中可能隐藏着一种更彻底的意义，一种比我们在精神分析影响下隐约看到的象征更彻底的象征，这种看法在西方精神分析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是的，原始社会可以进入象征 ① 。不是的，原始社会不是通过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则”进入象征，这种“法则”描绘的是社会秩序本身的形象，即“父亲”、“首领”、“能指”和“权力”的秩序。象征在原始社会中不是这样一种体制，即一种通过菲勒斯和大写形象的中介管理才能进入的体制，这里的大写形象体现了“法则”的所有换喻形象。象征是交换的循环本身，是馈赠与归还的循环，是产生于可逆性本身的秩序，它可以摆脱双重裁判，即压抑的心理体制和超验的社会体制 ② 。 当父亲们相互交换时，就是说当他们被馈赠并接受时，当他们以死去但永远活着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给接受秘传者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无法交换的，他只能被替代，他的象征形象，他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这种话语也不能交换，它是一种没有应答的话语）——当母亲（即祖先的土地，每一次秘传仪式都与土地有关）被父亲们馈赠时，当她被接受并传递时（母亲也是部落的语言，是接受秘传者要进入的秘密语言），父亲、母亲、话语全都失去了各自不可辨认的、命定体制的特性，甚至在受到禁忌支配的结构中失去了各自位置的特性——正如死亡和出生在秘传的超象征事件中失去了各自的命定体制的地位，失去了各自的必然性和法则的地位。 我们谈论一个没有压抑和潜意识的社会，这决不是为了找回某种奇迹般的纯真，仿佛“欲望”能在其中自由地流通，仿佛“次级过程”能在其中没有禁忌地实现——压抑的秩序，欲望和里比多的理想主义一直纠缠着弗洛伊德—赖希（W.Reich）、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想像，甚至缠绕着分裂—迁移的想像。这是为了“被解放”而被驯化（或机械化）的欲望和潜意识的幻想：今天，这种对“自由”的幻想已经从理性思维的领域转移到了非理性、天然、“初级”、潜意识的领域，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一个资产阶级问题（确切地说是笛卡儿和康德的必然与自由的问题）。质疑潜意识理论，就是质疑“欲望”理论，因为在整个文明的层面上，“欲望”从来都只是一种理性秩序的负面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完全从属于我们的禁忌统治，它那梦想的物质性从属于我们的想像。欲望或者像在俄狄浦斯情结和精神分析中那样与禁忌构成辩证关系，或者像在反俄狄浦斯情结中那样因自己的天然生产性而受到赞扬，但无论如何，它永远是对一种野蛮自然性的允诺，是对一种具有释放作用和有待释放的客观冲动能量的幻想——这种欲望力是在变幻莫测的革命领域中继承古老的劳动力而来的。人们知道，力量效果永远是压抑效果，现实效果永远属于想像的范畴。人们应该像曾经写过“生产之镜”那样写一写“欲望之镜”。 举一个例子：原始的食人习俗。这里除了食物问题，还涉及吞食的“口腔冲动”问题。在我们看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禁忌，甚至可能是最基本的禁忌，而某些原始人却天真地违反这一禁忌，毫无顾忌地实现他们的“欲望”。这里的公设是任何人都想吞食同类。当一支天主教橄榄球队在安第斯山脉由于飞机失事而迫不得已也这样做时，所有人都为神圣本性的出现而惊叹，人们原以为这种本性已经被埋葬了。教皇本人也为此祝福，并证明他们无罪，虽然这不是为了推广榜样，但至少食人不再是绝对的罪行——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参照了一种本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