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

野蛮人没有关于死亡的生物学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生物学事实——出生、得病、死亡，所有这些被我们赋予必然性和客观性特权的自然事实，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意义。这些事实是绝对的混乱，因为它们不能进行象征交换，而不能进行象征交换的东西对群体构成致命的危险 ① 。这些事实是未和解的、未补赎的、巫术的、敌对的力量，它们在灵魂和肉体的周围游荡，窥伺着生者和死者，窥伺着群体在交换中没能控制的已故宇宙能量。我们则把死亡非社会化，把死亡转移到生物人类学规律中，赋予它科学免疫力，使它作为个人命定性而自主化。死亡的物理实在性由于我们赋予它的那种“客观”声望而使我们瘫痪，但它却无法阻挡原始人。原始人从没把死亡“自然化”，他们知道死亡（如同身体，如同自然事件）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定义是社会性的。从这点看，他们比我们更是“唯物主义者”，因为对他们而言，死亡的真正物质性，就像对马克思而言的商品的真正物质性一样，存在于自己的形式中，这一形式永远是社会关系的形式。相反，我们的唯心主义全都通向死亡的生物学物质性的幻觉：现实的话语其实是想像的话语，而原始人则在象征介入中超越了这种话语。 象征操作的高潮是秘传仪式。这种仪式的目的不是消除死亡，也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在社会关系上连接死亡。例如，若兰（R.Jaulin）在《撒拉之死》中是这样描写的：祖先的群体“吞下那些申请接受秘传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为了再生而“象征”地死去。我们尤其不应该在恶化的意义上理解“象征”一词，这里的意思是他们的死亡成为祖先和生者之间一次相互/对抗的交换的赌注，它不是造成一种断裂，而是在合作者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建立一种馈赠与反馈赠的流通，这种流通像贵重财物和女人的流通一样频繁——这是不断回应的游戏，死亡不再可能作为终结或作为体制在这里得到确立。用肉丸子当祭品，兄弟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家族中的一个死者，以使死者再生。通过这种食品，死者被纳入群体的生活。但交换是相互的。死者也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家族中的一个生者，这样死者就与生者同化而再生，也使生者与死者同化而再生。重要的时刻是大祭司处死那些接受秘传者的时刻，祖先吞下这些人，然后土地又生出他们，就像母亲曾经生出他们一样。这些接受秘传者在被“杀死”之后，就被交到他们的父母手上，传授奥义的、“有文化的”父母负责教育他们，照顾他们，培养他们（这是秘传意义上的出生）。很明显，秘传仪式是在原来只有自然事实的地方建立一种交换：人们从随机的、不可逆的自然死亡，过渡到一种馈赠与接受的死亡，因此这是可以在社会交换中逆转的、可以在交换中“溶解”的死亡。与此同时，生死的对立消失了：生死也可以通过象征可逆性的形式相互交换。秘传仪式便是这个关键时刻，是这种社会联系，这种暗房，在这里，出生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两个端点，它们相互转化——不是朝向某种神秘的融合，而是为了使接受秘传者成为真正的社会存在。一个没有接受秘传的儿童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他只有“真实的”父母，他为了成为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秘传的生/死象征事件，他必须在生死中走一圈才能进入交换的象征现实。 秘传仪式的考验并不是要上演一种压倒死亡的再次诞生。若兰本人却倾向于这种解释：社会可以“驱逐”死亡，或者可以在秘传仪式中“辩证地”用自己发明的词项来对抗死亡，利用死亡，“超越”死亡：“生与死是给定的，在此之上人们又增加了秘传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人们可以超越死亡的混乱。”这样的表述既漂亮又模糊，因为秘传仪式并不能增加到生死两项之上，它也不能用生对抗死，继而走向一种再生。（我们要当心所有那些战胜死亡的人！）秘传仪式驱逐的是出生与死亡之间的分裂，是与这种分裂相关的命定性，当生命这样分裂时，这种命定性就压在生命之上。因为此时生命成为这种生物学不可逆性，成为这种荒谬的物理学命运，于是生命预先就丧失了，因为它注定要和身体一起衰亡。所以人们才美化两项之一的出生（以及它在复活中的重叠），损害两项之一的死亡。但这只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种种深层偏见之一。因为出生作为不可逆的个体事件，同死亡一样带来创伤。精神分析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出生是某种死亡。基督教洗礼所做的不是别的事情，而只是用一种集体圣事，用一种社会行为，限定出生这一必死事件的范围。如果生命的降临没有被一种集体的死亡仿象所重复、所补赎，那么它就是某种罪恶。生命本身只在可以计算的价值秩序中才是一种善行。在象征秩序中，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如果生命单向出现，如果它没被重复并摧毁，没被馈赠并归还，没被“归还”死亡，那么它就是一种罪恶。正是秘传仪式抹去了这一罪恶，在同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中化解了生死分离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