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墓外贫民窟

随着对死人的隔离，不朽性的概念成长起来了。因为，在死亡彼岸，这种标志着“灵魂”和“高级”精神的卓越地位，只是一种虚构，它掩盖了对死人的真实引渡和与死人的象征交换的中断。当死人在场时，他们虽然有差异，但还活着，还是活人在多种交换中的伙伴，此时他们不需要成为不朽者，也不应该成为不朽者，因为这种奇异的品质会破坏一切相互性。只是随着活人对死人的排斥，死人才渐渐变成不朽者，这种理想化的死后生存只是他们遭到社会流放的标志。 必须摆脱如下观念：宗教进步从万物有灵论过渡到多神论，再过渡到一神论，此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个不朽的灵魂。其实，死人正是随着被监禁才被赋予不朽性，这有点像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中的情况，在预期寿命增长的同时，老年人被当做不适应社会的人，对他们的隔离也在加强。 因为不朽性在发展——这是最奇特的事情之一。在时间中：它从有限的死后生存过渡到永恒的死后生存；在社会空间中：它被民主化，从几个人的特权过渡到所有人的潜在权利，但这是比较晚的事情。在埃及，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先是法老，后来是祭司、头领、富人、统治阶级中的熟悉内情者），依据他们的权力本身，逐渐成为不朽者，其他人则仅仅有权死亡并成为灵魂。在接近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每人都获得了不朽性：这是某种社会成果，也许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取得的。我们不需要讲叙社会的历史/虚构，就完全可以想像出埃及古王国时期为争取人人不朽的权利而出现的各种反抗和社会运动。 因此，不朽性最初确实是权力和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标志。原始群体没有政治权力的结构，因此也没有个人的不朽。此后，在那些不太分化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的”灵魂和一种“有限的”不朽对应于权力结构的相对优越性。后来，随着那些具有完全的权力优越性的专制社会的出现，即随着那些“大帝国”的出现，不朽得到普及并永恒化了。首先得到这种晋升的是国王或法老，后来，在更发达的阶段，上帝本身也得到这种晋升，上帝是最伟大的不朽性，每人的不朽都通过再分配而来自上帝。上帝不朽这个阶段对应于一些世界性大宗教，尤其是对应于基督教，但这个阶段已经是社会权力高度抽象的阶段，比如罗马最高领导权就是如此。希腊诸神之所以还会死，是因为相关的特殊文化还不具有普遍性。 即使在基督教的初期，人们对不朽的意见也不一致，不朽是更晚才取得的成果。那时，教会的神甫们仍然认为，灵魂在等待复活时可以消失。甚至当圣保罗布讲复活的观念时，他不仅遭到异教徒的嘲笑，而且遭到基督徒和神甫的强烈抵制。在《旧约》（《但以理书》）中，只有那些生前没有得到善报或恶报的人，才能得到复活的允诺。在生命的彼岸，死后生存只不过是全部账目的结算，它取决于生前是否剩有一些余额还没进行交换。古代群体可以当下结清所有账目，结清全部象征欠款，从不求助来生。相对于古代群体的这种象征可能性而言，复活或不朽是典型的权宜之计。 灵魂不朽最初是权力的区别性标志，它在整个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则起着平等主义神话的作用，它仿佛是来世的民主，面对着尘世中死亡面前的不平等。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即使在最信奉普救说的基督教版本中，不朽也仅仅是在权利上才属于所有人。事实上，它是一点一点出让的，它依然是一种文化的特权，依然是这种文化中某个社会政治种姓的特权。传教士曾经相信过土著的灵魂不朽吗？在“经典的”基督教教义中，女人真的有灵魂吗？疯子、儿童、罪犯也有灵魂吗？其实，我们总是谈到这个问题：权贵和富人才有灵魂。死亡面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预期寿命、葬礼的豪华、人们记忆中的荣耀和永生），从来都只是这种根本性歧视的后果：一些人是真正的“人类”，他们有不朽的权利，另一些人则只有死亡的权利。自埃及古王国时代以来，什么都没有在深层上改变。 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会说，不朽与否，这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想像。是的，但有趣的是，人们可以看出，真实的社会歧视正是在这里建立的，而且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想像更清楚地标记权力和社会优越性。资本的经济权力就像教会的权力一样，也是建立在想像中的，它只不过是对想像的奇异世俗化而已。 人们也可以看出，民主在这里什么也改变不了。过去，人们可能为获得所有人的灵魂不朽性而战斗，如同一代代无产者为获得财富和文化的平等而战斗。同样的战斗，一些人是为来世的生存，另一些人是为现世的生存——同样的陷阱：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既然一部分人的个人不朽来自于群体的分裂，那么人人不朽的要求有什么用呢？这只可能普及想像。革命只可能存在于死亡隔离的废除中，而不可能存在于死后生存的平等中。不朽性只是一种与线性时间抽象化相关的一般等价物（它是随着时间变为抽象?度而形成的，时间的这种抽象维度则与政治经济学的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与生命本身的抽象化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