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被活人驱赶、与活人分离的死人,迫使我们这些活人处于一种等价的死亡中:因为无论如何,不论好坏,象征义务的基本法则都会发挥作用。比如,疯病从来都只是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即正常性与疯病共同分享的那条线,正常性借以定义自身的那条线。任何监禁疯子的社会都是一个被疯病深深浸透的社会,最终只剩疯病在正常性的合法符号下到处进行象征交换。疯病对监禁疯子的社会所起的这种长期作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今天,疯人院的高墙被拆除了,这不是因为某种奇迹般的宽容,而是因为疯病对这个社会所起的正常化作用已经完成——疯病成为氛围,尽管它仍被禁止居留。疯人院被吸收到社会领域的内部,因为正常性达到完美之点,与疯人院的特征相汇合,监禁的病毒进入了“正常”存在的所有纤维。死亡也是如此。死亡最终只是这条隔离“死人”和“活人”的社会分界线:因此它同时涉及死人和活人。活人想以排斥死人的方式成为活人,想以删除死亡的方式把生命简化为一种绝对剩余价值,但与这种荒谬的幻觉相反,坚不可摧的象征交换逻辑在死后生存的无差异命定性中重新建立了生命和死亡的等价关系。死亡一旦被压抑在死后生存中,那么根据著名的回流规律,生命本身也就只是一种通过死亡确定的死后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