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菲勒斯汇兑本位制”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逐渐普及或价值规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同一种巨大突变笼罩了物质财富、语言和性行为（身体）。 1.产品成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产品一方面属于“满足需求”这种抽象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属于那种调节它们的生产和交换的结构形式。 2.语言变为交流手段和意指场所。它被分成能指和所指。如同商品在参照目的性中分解一样，语言作为中介，目的是表达：它分解为所指的秩序和一种调节能指交换的结构形式：语言系统的代码。 在这两种情形中，向功能目的性的过渡，向“客观”内容（使用价值或所指/参照）的理性归属，都强化了向一种结构形式的归属，这种结构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本身。在“新资本主义”（技术与符号统治）的框架内，这一形式以牺牲“客观”参照为代价使自身系统化了：所指和使用价值为了代码和交换价值的运作而逐渐消失了。在这一过程的终点——这个终点对我们而言只是在今天才显现，生产和意指这两个“部门”合并在一起了。产品和商品被当做符号和信息生产出来，并且以语言的抽象形态为范式调整自身：它们承载着各种内容、价值、目的性（它们的所指），按照一种由模式赋予的抽象普遍形式流通。商品和信息在相同的符号地位中达到顶点。另外，即使在这里，它们的参照也在惟一的能指游戏面前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这一游戏才能达到结构的完美：信息、情报、符号、模式的加速与增生——这是作为完整循环的时尚，商品的线性世界在这种循环中得以完成。 身体和性行为可以在以上所有这些词项中得到分析：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所指/能指。 1.人们可以论证性行为怎样在它当前的“解放”方式中分解为使用价值（“性需求”的满足）和交换价值（受模式流通支配的色情符号的游戏和计算）。可以论证性行为作为功能已经独立自主：它从人类繁殖这一集体功能，转向生理平衡（全身卫生的构成部分）、心理平衡、“主体性表达”、潜意识流露、性快乐伦理等各种个体功能——还有什么功能？无论如何，性行为成为主体经济学的一个要素，成为主体的客观目的性，并且它本身服从一种目的性命令，不论这一命令是什么。 2.性行为正是在它功能化（它屈从于某种通过它而言说的超验参照：即使这只是它自己的理想化本源，即里比多——所指的最终托词）的范围内获得结构形式（如同工业产品或交际语言）。它属于一些巨大的对立（男性/女性），这些对立的区分划定它的界限，在通过某个性器官验证的某个性模式的运用上具体化，结束了身体的能指游戏。 3.男性/女性这种结构与生殖器功能（繁殖功能或色情功能）具有的特权相混淆了。这种相对于身体的各种性感潜在性而言的生殖性特权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结构中得到反映。因为这一结构性利用的是生物学差异，但这甚至不是为了维持一种真正的差异：相反，这是为了建立一种一般等价关系——菲勒斯成为绝对能指，一切性感可能性都根据这一能指来衡量自己，安排自己，建立相互的抽象关系和等价关系。这种菲勒斯汇兑本位制支配着当前的全部性行为，包括“性革命”。 4.菲勒斯作为性行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性行为本身作为象征交换潜在性的出现——这一切定义了身体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它是在身体象征经济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目前的“革命”以及全面自由化氛围中的性狂热，都只不过是身体和性行为达到政治经济学阶段的表现，是它们被纳入价值规律和一般等价关系法则的表现。 5.在这两个方面——作为功能的性行为的升级和作为结构话语的性行为的升级——主体都被送回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范中：它通过性思考自身、定位自身时用的词项是平衡（自我同一性影响下的功能平衡）和一致性（代码无限再生产影响下的话语结构一致性）。 如同那些“选定”的物体（符号政治经济学重新接纳的物体）服从的是剥离的需要，反映的是苦行主义的功能计算经济学；如同符号通常都倾向于功能剥离，以便尽可能精确地表现能指和所指的吻合，这种吻合是符号的法则和现实原则；身体在被政治经济学捕获后，就像倾向于自己的绝对需要一样，也倾向于形式的裸露。这种裸露在概括“解放”的全部理想主义观点的同时，也概括了一切标记、时装、化妆的铭刻作用，这种裸露完全不是身体的一次“发现”或一次“重新发现”：它表现的是身体在我们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变形。它表现的是身体在自己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中的现代地位。如同物体的剥离标志着物体对某种功能的归属，即它们被功能中和——身体的裸露定义了身体对“功能/性”的归属，它被分配给了作为功能的性，即身体和性相互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