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乱伦的操纵

目前的身体“解放”必然经历这种自恋。“被解放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规和禁令作为自恋变量在其中内在化的身体，这些法规和禁令在过去是从外部审查性行为和身体的。外在的约束变为符号的区域，变为封闭的仿真。如果说过去那种清教派的法规首先以父亲的名义，以暴力的方式，作用于生殖的性行为，那么目前的阶段则对应于所有这些特征的突变：——法规不再是暴力的：它是一种温和的压制。 ——法规基本上不再针对生殖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已经在风俗中正式化了。在这个更为微妙、更为彻底的压制与控制的阶段，它针对的东西是象征本身的层面。这也就是说，压制超越了次级有性化（生殖性和两性社会模式），达到了初级有性化（性感差异和双重性，主体与自身缺失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了一切象征交换的潜在性 ① ）。 ——法规不再以父亲的名义实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以母亲的名义实施。因为象征交换建立在乱伦禁忌的基础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象征交换的任何废除（审查、压抑、解构），都意味着乱伦的倒退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身体的色情化和菲勒斯操纵表现出偶像化特征：然而，物恋反常者是由下述事实定义的：他从未脱离对母亲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成为自己的依恋物的替代物。这是母亲的活的菲勒斯，反常主体的全部努力就是维持这种有关自身的幻影，并在其中得到自身欲望的满足——事实上，这是对母亲的欲望的满足（而传统的生殖压制则意味着对父亲的言语的满足）。人们可以看出，这里创造了一种本义上的乱伦情境：主体不再自我分裂（他不再放弃自己的菲勒斯同一性），不再分裂（他在象征交换关系中不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认同母亲的菲勒斯，这充分定义了他。这一过程与乱伦中的情况相同：家丑不可外扬。 一般而言，今天的身体都是这种情况：父亲的法规，清教派的道德之所以在这里（相对而言）失败，是因为有一种里比多经济学，其特征就是象征的解构和乱伦障碍的消除。这种普遍的欲望满足模式通过大众传媒得到传播，它具有一种强迫和焦虑的性质，但与清教派那种以歇斯底里为主的精神病有很大差别。这里涉及的焦虑不再与俄狄浦斯禁令有关，而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使在满足和大量菲勒斯快乐的“怀抱”中，在这个慷慨、宽容、体贴、溺爱的社会的“怀抱”中，自己也只不过是对母亲的欲望的活傀儡。这种焦虑比生殖挫折的焦虑更为严重，因为它是废除象征和交换的焦虑，是乱伦期的焦虑：此时，他突然怀念主体的缺失本身——今天，这种焦虑到处都表现在操纵的恐惧症和强迫症中。我们所有人都在所有层面上体验着这种精巧的压制和异化的形式：它的来源难以觉察，它的出场阴险而全面，与它斗争的形式却没有发现，也许是无法发现的。因为这种操纵涉及的是母亲对主体的原始操纵，就像主体对自身菲勒斯的操纵一样。现在不再可能像对抗父亲的超验法规那样对抗这种融合的、操纵的极限，对抗这种剥夺。任何未来革命都必须考虑这一基本条件，并且在父亲的法规和对母亲的欲望之间，在压制/违反的循环和倒退/操纵的循环之间，重新找到象征的连接形式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