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标记的身体

身体的全部当代史就是它的分界史，标记和符号的网络覆盖身体，分割身体，在差异性和基本二重性中否定身体，以便仿照物体领域，把身体组织成交换/符号的结构材料，把身体的游戏潜在性和象征交换潜在性（这还不是性欲）化解为性欲，这种性欲被当成了决定性体制——完全围绕着菲勒斯偶像化组织起来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菲勒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在当代词义的性欲的氛围中，即在“解放”的氛围中，进入了一个诉讼过程，这个过程的运作和策略正是政治经济学的运作和策略本身。时装、广告、裸体照、裸体戏、脱衣舞：到处都是勃起与阉割的舞台剧。这是一种绝对的丰富与单调。有长靴、皮裤、大衣下的短裤，有直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大腿上的袜带、眼睛上的布条和脱衣舞女的遮羞布，还有镯子、项链、戒指、腰带、首饰和链条——到处都是相同的剧本：一个标记获得符号的力量，并且因此而有了反常的色情功能；一道分界线表现阉割，戏拟阉割，使之成为缺失的象征连接，它的结构形式是两个充实词项之间的连接线（此时，这两个词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古典符号经济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相同）。在这里，通过这条线而像词项一样分别起作用的东西，是身体的一个区（它决不是性感区，而是色情区、性爱区），是竖立起来成为菲勒斯能指的一个部位，它属于一种已经变成纯粹概念、纯粹所指的性欲。 在这个类似语言符号模式的基本模式中，阉割是被意指的（它进入符号状态），所以不受重视。裸体与非裸体在结构对立中起作用，并因此而促成了偶像的指称。例如，大腿上长袜的曲线：这个形象的色情力量不是来自邻近真实的性器官并由此产生积极的允诺这一事实（在这种幼稚的功能主义视野中，裸露的大腿也应该起相同的作用），而是来自以下事实：对性器官的恐惧（对阉割的惊慌的承认）终止在一种阉割表演上——长袜曲线这一无害的标记，除此之外，不再有缺失，不再有双重性和深渊，只有性的充实——裸露的大腿以及通过换喻方式而来的整个身体都由于这一停顿而成为菲勒斯模拟像，成为没有任何威胁性的、凝视和操纵的崇拜物 ① 。如同在物恋中，此时的欲望以消除阉割和死亡冲动为条件得到满足。 因此，色情化在各处都是由一个被阻挡的身体碎片的勃起性构成的，是由那种超越一切阻挡的、处于能指位置的菲勒斯幻想化构成的，是由那种同时出现的、让性欲堕入所指地位（再现的价值）的简约化构成的。这是给人以安全感的驱魔结构操作，由此主体可以作为菲勒斯恢复镇定：主体可以认同这个身体碎片，或者认同整个实证化、偶像化的身体，在实现那种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失败的欲望时，重新占有这个身体。 最小的细节中也可以读出这种操作。镯子、腰带、项链、指环，把手脚、腰身、脖子、手指构建成勃起物。而且，万不得已时，也不需要可见的线条或符号：虽然没有符号，但整个身体的色情性仍然是以幻想的分界，即装扮并受挫的阉割为基础，在裸露中起作用。即使没有被线条结构化（首饰、脂粉或伤口都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即使没有被分割——阻挡也总在那里，总在脱落的衣服中，指示着像菲勒斯一样突显的身体，哪怕是女人的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这正是脱衣舞的艺术所在，我们以后会再谈到这点。也许应该在这个意义上重新阐释弗洛伊德所说的“象征”。脚、手指、鼻子或身体的某个其他部位可以作为阴茎隐喻起作用，这并非因为它们有突出的形状（并非根据这些不同的能指和真实的阴茎之间的类比模式）：它们的阴茎性能只存在于那种使它们竖立起来的幻想性断裂的基础上——这是一些被阉割的阴茎，这是一些因为被阉割才出现的阴茎。这是一些充实的、菲勒斯化的词项，它们通过这种阻挡而获得自主，得到指称——一切超越这种阻挡的都是菲勒斯，一切都通往菲勒斯等价关系，哪怕是女人的性器官，哪怕是传统上归入女性“象征”的那些带有开口的器官或物体也一样。身体不是按照男性或女性的“象征”分配的：更深入地看，身体是这种阉割的游戏和否定的场所，中国习俗对此有过说明（弗洛伊德在《拜物教》中引述过这个例子）：首先使女人的脚伤残，然后再把伤残的脚当偶像来崇拜。整个身体可以在无数形式下用于这种标记/伤残 ① ，然后用于菲勒斯崇拜（性兴奋）。身体的秘密就在于此，而完全不在于生殖器官的变形。因此，抹了口红的嘴是菲勒斯性质的（口红和其他化妆品是结构性开发身体的武器库中最好的部分）。抹了口红的嘴不再说话：恬静的嘴唇，半张半合，其功能不再是说话，也不再是进食、呕吐、接吻。在摄入与排出的双重交换功能之外，在拒绝这些功能的基础上，反常的色情文化功能出现了，迷人的嘴成为人为符号、文化劳动、游戏和游戏规则——它不说话，不进食，别人也不能亲吻——抹了口红的嘴被客体化，仿佛是首饰，其明显的色情价值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来源于性感洞口的强调，相反，来源于它的闭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口红具有菲勒斯的特征，它是让嘴具有菲勒斯交换价值的标记——勃起的嘴，肿胀的性，由此女人竖立起来了，而男人的欲望则在这里迷恋上了自我形象 ② 。当欲望建立在损失和相互洞开的基础上时，它是不可简约的，当欲望被这种结构作用间接化时，它就成为可转让的，通过菲勒斯符号与价值的交换，按照菲勒斯一般等价关系来计算——两者都以契约方式游戏，以菲勒斯积累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快感——这是欲望政治经济学的完美状态。 对目光而言也是一样的。眼睛上的布条（以及眼睛上的其他色情假象）所起的作用，是否定那种作为永恒的阉割维度和爱情祭品的目光。通过化妆而变形的眼睛，是对他人的目光这一威胁的限制，在他人的目光中，主体可能看到自身的缺失，但如果睁开眼睛盯着自身，主体也可能令人眩晕地消失。这些像美杜莎（Medusa）的精巧的眼睛没有看任何人，没有向任何东西开启。它们被放入符号的劳动中，具有了符号的多余度：它们因自身的魅力而兴奋，它们对自身的诱惑就来自这种反常的自慰。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对象征交换而言，嘴和目光是绝好场所，但处在这一色情意指过程中的任何身体部位或细节也同样是绝好场所。不过最美的物体，即在各处都能概括这种表演、作为身体政治经济学的拱顶石出现的物体，还是女人的身体。女人在成千上万种性爱变化中暴露的身体，显然是菲勒斯的突现，崇拜物的突现。这是菲勒斯仿真的巨大效果，同时也是不断重新开始的阉割表演。从广泛传播的图像到脱衣舞的繁琐礼仪，女性身体到处展现一种光滑的、没有断裂的力量，起着菲勒斯广告的作用，这是固化在无休无止的菲勒斯欲望中的力量（色情泛滥与生产本位主义增长之间那种想像的深层亲缘关系就在于此）。女性身体的色情特权对男女都适用。事实上，这种相同的反常结构对所有人都适用：但它以拒绝阉割为中心，更喜欢和女性身体游戏，因为这仿佛是和临近的阉割游戏 ① 。系统逻辑的发展（再说一次，它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构的）通向女性身体的色情发作，这是因为女性身体没有阴茎，更适合菲勒斯一般等价关系。男性身体远不能获得相同的色情效益，这是因为它既不能带来迷人的阉割回忆，也不能带来不断超越阉割的表演。它永远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光滑、闭合、完美的物体：它有真正的标记（即那个通过总系统而增值的标记），因此对分界和这种菲勒斯偏移的长期效果而言，不大适用。另外，谁也不能肯定它就不会在某一天作为菲勒斯变形而现实化。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勃起的广告，还没有勃起的裸体：正是以此为代价，勃起性才能在控制下转移到各种物体和女性身体上。但归根结底，阴茎勃起本身与系统并非不兼容 ② 。 我们也许应该考察历史和社会的支配关系在女人的这种色情“特权”中是如何运作的。不是考察某种加深社会“异化”的性别“异化”机制，而是尽力考察政治歧视中和物恋的性别差异中是否有不为人所知的相同过程在起作用——这一过程导致被统治阶级或被统治群体的偶像化，即他们的性价值夸大化，目的是更好地消解他们对权力秩序提出的关键性质疑。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色情领域，全部有意义的材料都是由一整套奴隶物品（链条、项链、皮鞭，等等）和野蛮人特征（黑人文化、青铜色、裸体、文身）构成的，是由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种族的各种符号构成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们的身体附属于一种菲勒斯秩序，这种秩序的政治表达迫使她们不存在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