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不可颠覆性

历史告诉我们，时尚批评（比尔日兰［O.Burgelin］）在19世纪是右派思想，但它在今天，从社会党开始，已经变为左派思想。一个思想来自宗教，另一个思想来自革命。时尚腐蚀了风俗，消除了阶级斗争。然而，时尚批评转向左派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转折：它也许仅仅意味着，从道德和风俗方面看，左派接替了右派，以革命的名义继承了道德秩序和古典偏见。自从革命原则像绝对命令一样进入风俗之后，全部政治秩序，甚至是左派的政治秩序，都变成了一种道德秩序。 时尚是不道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各种权力（或者那些梦想权力的人）都必然会仇恨时尚。曾经有一段时期，从马基雅维利到司汤达，不道德获得认可，例如，曼德维尔这样的人在18世纪还能证明，一个社会只有通过自己的罪恶才能产生革命，正是社会的不道德使社会具有了活力。现在，时装仍然近似这种不道德：它对价值系统和判断标准一无所知：善或恶、美与丑、理性/非理性，它在此处或彼处起作用，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颠覆一切秩序，包括革命合理性。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所有符号的相关性构成了这个地狱，任何权力为了保障自己的符号，都必然要砸烂这个地狱。今天，青年一代正是以这种名义，重新捡起了时尚，把它当成一种对任何命令的抵抗，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的抵抗。 相反，时尚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它没有可以与之形成矛盾的参照（它的参照就是自身）。人们不能逃离时尚（因为时尚本身把拒绝时尚变成了时尚的特征——牛仔裤是一个历史例证）。确实，尽管人们总可以逃离内容的现实原则，但人们永远不能逃离代码的现实原则。人们甚至正是通过反抗内容而越来越好地服从代码的逻辑。那怎么办呢？这正是“现代性”的苛刻条件。时尚没有给革命留出位置，除非改变那种构成革命的符号的起源。时尚的惟一替代物不在某种“自由”中，不在某种超越中——朝向世界和参照的真理的超越，而在时尚符号形式的解构中，在意义原则本身的解构中，这就如同政治经济学的惟一替代物只可能在形式/商品的解构中，在生产原则本身的解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