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改变的性别

性特征包围了服装、化妆品，等等，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不确定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改变的性特征在时尚层面上起作用。尽管对时尚的责难显出清教派的暴力，但它针对的也仍然不是性本身。禁忌针对的是无价值性，是对无价值性和人为性的迷恋，这种迷恋也许比性冲动更为根本。在我们这种与功利原则紧密联系的文化中，无价值性像违抗像暴力一样起作用，而时尚之所以受到责难，这是因为它自身具有这种无意义的纯粹符号的力量。与这种否定我们全部文化基础的原则相比，性挑衅就是第二位的了。 当然，相同的禁忌针对的也是“无价值的”、非生殖的性行为，但我们聚焦在性上，就有延续清教主义计谋的危险，这种计谋就是努力把赌注转移到性问题上——赌注其实处在现实原则的层面上，处在参照原则的层面上，潜意识和性行为仍然来自参照原则，而时尚则用自己纯粹的差异游戏来对抗参照原则。在这件事上着重提出性问题，这是再一次地用性和潜意识中和象征。正是按照相同的逻辑，在传统上，对时尚的分析被引向对服装的分析，因为性隐喻在这里最容易发挥作用。这种转向的结果是：游戏局限于性解放的视野，而性解放则老老实实地在服装解放中得以完成。新一轮时尚循环又重新开始了。 时尚肯定是那种最有效地中和性行为的东西（化了妆的女人是人们不能碰的女人——参见第四章：“身体或符号的尸体”）——这恰恰因为时尚是一种激情，不是性的同谋，而是性的对手，并且就像拉布吕耶尔清楚看到的那样，时尚战胜了性。因此，时尚的激情正是在这个与性相混淆的身体上，在自己的全部歧义中发生作用。 当时尚成为身体的表演时，当身体成为时尚的中介时，时尚就得到了深化 ① 。以前，身体虽然是压抑的圣地，但自身的压抑 外，团体之外，是外来者，是相对于乡下人的城里人。 二、时尚逐渐地、潜在地吸收了所有文化符号，并且调节符号的交换，正像在第二阶段，全部物质生产都潜在地被政治经济学所吸收。以前的所有生产交换系统都在市场的普遍规模中被抹去了。所有文化都在时尚的普遍性中起作用。在这个阶段，时尚的参照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阶层，它管理着时尚的区分性价值。 三、时尚四处传播，干脆成为生活方式。它占据了所有那些还没受它控制的领域。所有人都在承受时尚，复制时尚。时尚收回了它自身的否定性（不流行的现象），成为它自身的所指（如同再生产阶段的生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时尚的终结。 ① 因为，那些让身体“游戏”的裙子或紧身袜并不“解放”任何东西：在符号的秩序中，这是一种过度的雕琢。裸露结构，这并不是回到零度的真理，而是用新的意义包裹结构，这个意义将补充所有其他意义。这将开始一个新的形式循环，引出一个新的符号系统。这就是形式创新的循环，就是时尚的逻辑，谁也无法改变。“解放”结构——身体结构、潜意识结构、物体在工业设计中的功能性真理，等等，这永远都是在为时尚系统的普遍化开辟道路（这是惟一可以普遍化的系统，惟一可以支配所有符号流通的系统）。因此，这是资产阶级在形式系统中的革命，类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后者也为市场系统的普遍化开辟道路。 很难解读，今后，身体也被赋予了功能。服装游戏给身体游戏让路，而身体游戏又给模式游戏让路 ① 。这样一来，服装就丧失了礼仪性质（它直到18世纪还没丧失），这一性质是与作为符号的符号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服装受到身体所指的侵蚀，受到作为性行为和自然的身体显露性的侵蚀，丧失了它从原始社会起就一直有的那种神奇的丰富性。服装丧失了纯粹面具的力量，它被那种指示身体的必要性中和了，它迁就了既成事实。 但在这一操作中，身体也被中和了。它也丧失了自己曾在文身和饰物中所具有的那种面具力量。从此它只玩弄自身的真相，即自身的分界线：它的裸体。在饰物中，身体符号和非身体符号混淆在一起，公开发挥作用。然后，饰物成为服装，身体成为自然。另一种游戏出现了：服装与身体的对立，即指称与查禁（能指与所指之间是相同的断裂，移位与暗示是相同的游戏）。老实说，时尚是和这种压抑的、暗示的身体的划分同时出现的——正是时尚在裸体的仿真中，在作为身体仿真模式的裸体中终止了身体。对印第安人而言，整个身体都是面孔，即都是象征许诺和壮举，这与我们的裸体相反，它仅仅是性工具。 身体成为隐藏的性这一新现实，当下就和女人的身体混淆了。隐藏的身体是女性的（当然，这不是在生物学层面上，而是在神话学层面上）。时尚与妇女的结合，从资产阶级和清教派时代开始，就显露了双重衡量：根据隐藏的身体衡量时尚，根据压抑的性衡量女人。这种结合直到18世纪还不存在（或者说很少，在礼仪社会中当然是完全不存在的?，今天，对我们而言，它开始消失了。当隐藏的性和禁止的真相这种身体命运奋起反抗时，当时尚本身在中和服装与身体的对立时，妇女和时尚的亲缘关系就逐渐中断了 ① ——时尚得到普及，越来越不是某个性别或某个年龄段的特权。但要注意，这既不是一次进步，也不是一次解放。相同的逻辑总在起作用：时尚得到普及，离开女人的特殊载体，向所有人开放，这是因为关于身体的禁忌也得到普及，而且形式比清教派镇压更微妙：它采用的是普遍无性化的形式。因为身体只在压抑中才有很强的性潜力：此时它就好像是被束缚的欲望。身体被托付给时尚符号，就会失去性的魔力，成为模特，这个没有性别区分的词将自己要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模特整个就是性，但这是没有品质的性。时尚就是模特的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时尚中，性作为差异消失，但作为参照（作为仿真）却普及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性化的了，一切都有了性特征。男性和女性，一旦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就有可能重新找到一种无穷无尽的第二存在。在我们惟一的文化中，性行为就这样影响了一切意义，这是因为符号自己也占据了全部性领域。 目前的悖论就这样变得清晰了：人们同时在目睹妇女“解放”和时尚流行。这是因为时尚只和“女性”有关，而不是和妇女有关。随着妇女脱离歧视（疯子、儿童等也一样，这是排斥逻辑的正常结果），整个社会开始女性化了。因此，“欲死欲仙”这种女性快感的表达方式，今天已经普及了，当然，同时它也就开始指称随便什么东西了。但也应该看到，女人只能作为“快乐力”和“时尚力”得到解放和自由，如同无产者从来都只是作为“劳动力”得到解放。这方面存在着激进的幻觉。“女性”的历史定义是根据身体和性别的命运作出的。“女性”的历史解放只可能是相同命运的扩大化实现（于是这种命运就成为所有人的命运，但它仍然是歧视性的）。当妇女像所有人一样，按照无产者的模式进入劳动时，所有人也就按照妇女的模式进入了性和时尚的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时尚是一种劳动，我们应该赋予“物质”劳动和时尚劳动相等的历史重要性。根据市场来生产商品，根据性和时尚的规则来生产自己的身体，这两者同样重要（这两者都以相同的资格构成资本）。社会分工并不通往人们以为的那个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没有分工：身体生产、死亡生产、符号生产、商品生产——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形态。由于有了时尚，情况甚至更糟糕：因为，如果说劳动者在剥削和现实原则的氛围中生前就与自己分离了，那么女人则在美丽和快乐原则的氛围中生前就与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