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时尚的“冲动”

如果欲望本身是流行的时尚，那么，时尚传递潜意识和欲望，人们试图以此解释时尚——这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事实上，有一种时尚的“冲动”，它与个体潜意识没有多大关系——它是某种非常强烈的东西，任何禁令都从没能制止它。这种冲动就是废除意义、投入纯粹的符号、走向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与媒体化、经济化等社会过程相比，时尚保留了某种激进社会性，这不是在内容的心理交换层面上，而是在符号分配的即时层面上。拉布吕耶尔（J.La Bruyere）早就说过：“好奇心不是对善的东西或美的东西的爱好，而是对少的东西、对一些人有而另一些人无的东西的爱好。它不是对完美的东西的依恋，而是对流行的东西、时髦的东西的依恋。它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激情。它有时如此强烈，以致它不如爱情和野心的地方仅仅在于自身对象的微小。” 在拉布吕耶尔那里，时尚的激情近似于收藏的激情和激情的对象：郁金香、鸟儿、卡洛（J.Callot）的铜版画。事实上，时尚由于微妙的曲折而近似于收藏。王尔德说：“两者都能给人一种安全感，这甚至是宗教都从未给人的。” 在时尚中拯救自己的灵魂。集体的激情、符号的激情、循环的激情（收藏也是一种循环），这使得时尚行为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穿过社会躯体，流行、传播、巩固自己的一体化，收集各种同一性（如同收藏行为在同一种无限重复的循环过程中统一主题）。这种力量，这种快乐扎根于时尚符号本身。时尚的符号性与经济领域的功能性相对立。操纵的、重叠的、汇聚于惟一的模式之镜的美学与生产的伦理学相对立 ① ：“时尚没有内容，于是它成为人们给予自己的表演，他们所具有的使无意义产生意义这种能力的表演。”（巴尔特：《时装系统》）时尚的魅力和迷惑力就来源于此：来源于它所宣布的裁决，除自身之外没有其他证明。这是专横的快乐，仿佛来自圣宠，这是种姓的团结，它依赖符号歧视。正是在这方面，时尚与经济发生根本的分歧，不过它同样也是经济的圆满完成。与生产和市场的无情目的性相比，时尚是一个节日——不过它同样也是生产和市场的表演。时尚概括了经济抽象制度所查禁的一切。它颠覆了一切绝对命令。在这个意义上，时尚本能地具有传染性，而经济计算却让人相互隔离。时尚解除了符号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情感，但它又重新成为一种激情——人为的激情。这是荒诞本身，是时尚符号的形式无用性，是系统的完美性，在这里什么也不再与真实交换。正是这种符号的任意性，以及它的绝对一致性、它与其他符号的整体相关性约束，在带来集体快乐的同时，带来时尚的传染危害性。正是这种伤风败俗，这种轻浮，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超越了美与丑，超越了有用与无用（在极权的、清教派的或古代的语境中）使时尚往往具有颠覆力，使时尚与经济相反，总是成为社会整体现象——因此我们被迫像莫斯研究交换时所做的那样，对这一问题再次展开整体研究。 时尚和语言一样，一开始针对的就是社会性（从对立面看，处在挑衅性孤独中的花花公子就是证据）。但时尚和语言不同，语言针对的是意义，而且屈从于意义，时尚针对的是戏剧社会性，而且对自身感到满意。因此，它对每人而言都成为具有强烈意义的场所——自身形象的某种欲望之镜。时尚和追求交流的语言相反，它玩弄交流，把交流变为一种无信息的意指，一种无目的的赌注。由此产生了一种与美丑毫无关系的美学快乐。那么时尚是某种交流的节日和过度的重复吗？ 服装时尚和其他依赖身体符号的时尚，由于“奢侈消费”和“赠礼节”的需要，显得特别有“节日气氛”。这对高级时装而言尤其正确。正是这一点使《流行》杂志发表了如下一段饶有趣味的信仰声明：“还有什么比帆船更显时代错误、更让人遐想呢？只有高级时装。它使经济学家气馁，它与效益技术相对立，它是对民主化的冒犯。许多富有能力的人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制造几件复杂的样品，这些样品在最好的情况下会以同样的缓慢速度复制二十来次，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根本不复制……二百万法郎的裙子……为什么要这种荒淫的努力呢？你们会这样问。为什么不呢？那些制造销售者、手艺人、工人以及四千个女顾客会这样回答。他们在追求完美时，全都受到同一种激情的驱使。在现代世界，时装设计师是最后的探险家。他们喜欢无偿行为……为什么要高级时装呢？某些诽谤者会这样想。那为什么要香槟酒呢？”还有：“不论是实践还是逻辑都不能解释时装的这种荒谬冒险。时装是多余的，因此是必需的，它属于宗教范畴。”赠礼节、宗教，甚至是表达的礼仪仙境，如同华丽服饰和动物舞蹈的仙境：一切都是好的，只要能激励时尚，作为违反来对抗经济，走向一种游戏社会性。 但我们知道，广告也想成为一个“消费节”，传媒想成为一个“信息节”，集市想成为一个“生产节”，等等。绘画市场、赛马也可以被当成一个赠礼节。为什么不呢？《流行》可能会这样说。人们在各处都想把功能性浪费当成象征性摧毁。因为经济把自己的功利原则，自己的功能枷锁强加于人，所以一切超越经济的东西都很容易就散发出游戏的非功利性香味。这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如下事实：价值规律远远超出经济范围，它在今天的真正扩展就是模式裁判权的扩展。哪里有模式，哪里就有价值规律的强制，就有通过符号的镇压和对符号本身的镇压，所以象征礼仪和时尚符号之间才有根本的差异。 在原始文化中，符号公开地在“物体”的全部空间中流通，那时还没有所指的“积淀”，因此也就没有符号理性或符号真理的“积淀”。真实——我们最美的内涵——还不存在。符号没有后方世界，没有潜意识（潜意识是最后、最微妙的内涵和合理性）。符号在那里相互交换，没有幻想，没有现实的幻觉。 因此，这些符号与现代符号毫无共同之处。巴尔特以如下的方式定义了现代符号的悖论：“始终如一的趋势是将感性转换成能指，走向越来越有组织的封闭系统。与此同时，人们将按照相同的比例，掩盖本来面目的符号及其系统性自然，人们将使符号合理化，使之参照一种理性、一种世界体制、一种实体、一种功能。”（《时装系统》）由于仿真，符号从此只分泌作为超级符号的真实和参照，如同时装只分泌、创造作为服装超级符号的裸体。真实死了，写实的符号万岁！现代符号的这种悖论造成了自己与巫术符号或礼仪符号的彻底分离，即与面具中、文身中、节日中交换的符号本身的彻底分离。 即使时尚是仙境，它也仍然是商品的仙境，更进一步说，它是仿真、代码和法则的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