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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分析都直接涉及麦克卢汉的名言：“中介是信息。”事实上，正是中介，正是剪辑、切割、质问、煽动、勒令的中介方式本身在调节意指过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麦克卢汉在电子大传媒时代看到了触觉传播时代。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更接近的是触觉世界，而不是视觉世界。在视觉世界中，间离效果更明显，反思总是可能的。当触摸对我们而言失去感官和肉体价值的时候（“触摸主要是感官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皮肤和物体的简单接触”），它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传播界的图式——但这是作为触觉和策略仿真场的图式，在这里，信息使自己成为“信息”，成为触手般的煽动，成为测试。人们到处都在测试你们，触摸你们，方法是“策略的”，传播领域是“触觉的”。至于“接触”的意识形态就更不必说了，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力图取代社会关系的观念。一整套策略形态就像在围绕着指令分子代码旋转一样，在围绕着测试（问/答细胞）旋转。ˇ 整个政治领域进入传媒和民意调查的游戏时，即进入问/答的集成电路范围时，就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无论如何，选举是第一个使社会交换沦为答案获取的大体制。它正是由于这种特征简化而首先得到普及：普选是第一个大众传媒。从19世纪到20世纪，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越来越紧密地汇合在同一种类型的话语中。宣传和广告融合在物品或观念的相同推销中。另外，政治与经济的语言趋同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志，在这个社会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实现。同时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因为这两个领域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中，或者说在传媒的超级现实中互相摧毁。在这里，每个词项仍然升向更高的权力，即第三级仿象的权力。 “许多人对传媒腐蚀政治感到遗憾，对电视按钮和赛马预测（民意调查）轻松地替代一种舆论的形成感到惋惜，这仅仅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搞懂政治。”（《世界报》） 这个政治超级现实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二项系统和民意调查游戏的必然结合，民意调查游戏是政治游戏的替代性等价关系之镜。民意调查处于舆论的一切社会生产之外，它参照的仅仅是公众舆论的仿象。这种舆论之镜在性质上与国民生产总值相似：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力的想像之镜，它不考虑社会目的性或反目的性——重要的是“这东西”自我再生产——公众舆论也一样：重要的是它在自己的形象中不停地自我重叠：这就是大众代表制的秘密。不再需要任何人生产舆论，而需要所有人再生产公众舆论，这里的意思是所有舆论都会掉进这种类型的一般等价物中，并且会再次从里面出来（这些舆论不论是否愿意，都在个人选择的层面上再生产这一等价物）。不论是对舆论而言，还是对物质财富而言，生产都已经死了，再生产万岁！ 如果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能在什么地方产生意义，那就是这里了 ① 。公众舆论恰好同时是中介和信息。民意调查通过为公众舆论赋形，不断地让人承认中介是信息。在这方面，民意调查与电视、电子传媒是相同性质的，而我们已经看到，电视和电子传媒本身也是一种永恒的问/答游戏，一种永恒的民意调查工具。 民意调查操纵着不可判定。它能使投票转向吗？真、伪？它能拍出现实的精确照片吗？或者拍出简单倾向的照片？或者确定这一现实在我们甚至连曲率都不了解的仿真超空间中的折射？真、伪？不可判定。有关民意调查的最精细的分析也总是给假设的可逆性留出了位置。统计学是钻牛角尖。这种不可判定是一切仿真过程固有的特点（参见前面的危机不可判定）。当然，这些程序（统计学、概率论、操作控制论）的内在逻辑是严密的，“科学的”，然而有时这种逻辑完全没用，它是难以置信的虚构，它在现实中的折射率（真或伪）等于零。这甚至正是这些模式的力量所在，但这也使它们仅体现了一个种姓或一个群体的偏执狂投射测试的真理，这个种姓和这个群体的人梦想着真实能奇迹般地符合他们的模式，因此这也就是梦想一种绝对的操纵。 这种统计学剧本中的事实也是政治领域固定划分中的事实：对峙力量的交替、多数派/少数派的互换，等等。在这一纯粹代表制的极限，“这东西”什么也不再代表了。政治因为它那过度调节的区分性对立游戏而正在死亡。政治领域（以及更一般的权力领域）正在变得空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政治阶层实现欲望所付的代价：完美地操纵社会代表制的欲望。所有社会实体都在这一机器达到完美再生产的时刻，偷偷摸摸、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它。 民意调查也是一样的：说到底，只有那些政治阶层成员才真正相信民意调查，如同只有那些广告人员和销售人员才真正相信广告和市场调查。这并非因为某种特殊的愚蠢（这也不能排除），而是因为民意调查和目前的政治运作是同质的。因此，民意调查具有一种“真实”的策略价值，它按照政治阶层特有的游戏规则，作为这个阶层的调节因素而起作用。政治阶层有充分理由相信民意调查，所以它相信。但实际上其他人还有谁信呢？人们通过民意调查和传媒欣赏到的正是这个政界的滑稽表演，这个政界是完全空无的超级代表。无价值的表演带来一种特有的狂喜，这种狂喜的最后一种形式是统计学观赏。另外，我们知道，这一形式总是夹杂着深深的失望——这是民意调查吸收所有公众话语，超越所有表达过程而引起的幻灭。民意调查所表现的迷惑力是与这种空无的中和作用，与这种预测景象超越可能的现实而造成的眩晕相称的。 因此，民意调查的问题完全不是它的客观影响的问题。我们知道，和宣传一样，和广告一样，它的影响被个人或集体的抵制和懈怠极大地消除了。民意调查的问题是它在整个社会实践范围内建立操作仿真的问题，是一切社会实体白血病化的问题： 即用传媒的淋巴白细胞代替血液。ˇ 问/答这种循环性延伸到了所有领域。人们逐渐发现，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和统计学的领域都应该按照这种影响其方法的根本怀疑来重新审视。但相同的怀疑也影响到了人种学：除非承认土著是完美的自然，没有能力仿真，否则那里的问题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对一个诱导性问题而言，不可能得到不是仿真的回答（即不是复制问题）。人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可能在精确科学中向植物、动物以及惰性物质发问而获得“客观”的回答。至于被调查者向调查者、土著向人种学家、被分析者向分析者所做的回答，人们可以确定，这里有完整的循环性：这些被提问者的表现，永远和问题对他们的想像、对他们的要求一模一样。今天，甚至精神分析的移情和反移情也面临这种刺激的、仿真的、预测的问题的威胁，这种问题只是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 ① 。于 今天，这就是本义上的“要求”，很清楚，与“古典的”物体关系或移情关系相反，这种要求是无法化解的，无法结束的。 仿真的俄狄浦斯： 里夏尔（Fr.Richard）说：“大学生们要求受到身体或语言的诱惑。但他们知道自己的要求是这么回事，因此以反讽的态度玩弄此事。‘献出你的知识，献出你的在场，该你发言了，说吧，你就是为此而来的。’这当然是不同政见，但不仅仅是不同政见：权威越是受到质疑，越是可笑，就越是有一种在自身寻找权威的要求。大学生们也为了更彻底地否定而装扮俄狄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