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代码的形而上学 2

在实践中，在历史上，这一切意味着用那种通过预测、仿真、不确定的突变达到并通过代码管理的社会控制，取代一种通过目的达到的社会控制（而且那个或多或少有点辩证的天意在关注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们面对的不是按照理想发展而定向的过程，而是模式生成。人们有权得到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种“登录”。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不同的只是控制的模式变了，不可思议地变完善了，这点是必须说明的。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这就是突变，代码生物学理论化给了它武器。这种突变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它是整个历史的结果，在这一历史中，上帝、人类、进步以及历史本身都为了代码的利益而相继死亡，超验性为了内在性的利益而死亡，而内在性对应的则是令人眩晕的社会关系操纵中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ˇ 系统在不确定再生产中，终结了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按照自己的过程分泌出来的所有参照价值。它通过终结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自己的内在矛盾（不再有与之对照的真实和参照）——它也终结了自己的末日神话：革命本身。过去和革命一起呈现的是人类总体参照的胜利，是人类原始潜力的胜利。但如果资本从地图上抹去统称的人类本身那会怎样呢？革命的黄金时代曾是资本的黄金时代，那时起源和末日的神话仍在流传。资本在事实的操作性中，在没有话语的操作性中，一旦绕过神话（资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惟一危险就来自这种从一开始就渗透它的理性神话要求），一旦成为自己的神话，或者成为某种不确定的、随机的机器，成为某种像社会遗传密码一样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再留给确定的颠覆任何机会了。这就是它的真正暴力。有待了解的是这种操作性本身是否也是神话，脱氧核糖核酸本身是否也是神话。 事实上，这里一劳永逸地出现了科学作为话语的地位问题。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因为这种话语在如此纯真地把自己绝对化。“柏拉图、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意识形态建筑被描述成先天的，而事实上是后天的，它们的用途是证明一种预设的伦理政治理论……对科学而言，惟一的先天性是客观性公设，它禁止科学参与这种辩论”（莫诺）。然而，这一公设本身也来自世界和“真实”的客观化这种从来都并不纯洁的决定。其实，这是某种“话语”一致性的公设，而全部科学性也许只是这一话语的空间，这个空间从来都不是原样出现的，它的“客观”仿象掩盖了政治策略言语。另外，在不远处，莫诺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设的任意性：“人们可以想一想，所有那些组成科学话语结构的不变性、保留和对称，难道不是替代现实、描绘现实操作景象的虚构吗？这是建立在一种纯粹抽象的、也许是约定的同一律上的逻辑。然而，人类的理性似乎无法放弃这种约定。”人们不可能说得更好了，科学是在根据一种约定的秩序（另外，这也不是任意一种秩序，而是那种全面简化的秩序），像生成公式一样，像样板话语一样决定自身。但莫诺很快就略过了“约定”的同一律这种危险的假设。最好还是把科学牢固地建筑在一种“客观”现实上。物理学证明同一性并非只是一种公设——同一性存在于物体之中，因为有“两个原子处于相同量子状态这种绝对同一性”。那么，这是约定还是客观现实？这里的真相在于科学像任何话语一样，是按照一种约定的逻辑组织的，但它也像任何意识形态话语一样，为了在一个物质过程中证实自身，需要真实而“客观”的参照。如果同一律在某处为“真”，哪怕是在两个原子这一极低的层面上，那么整个效法于此的科学建筑也就为“真”，遗传密码、脱氧核糖核酸的假设也就不可避免地为“真”。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展开的。科学在汇报那些为了服从它而事先就被限定、被形式化的事物——“客观性”不过如此，而认可这种客观知识的伦理学则从来都只是企图保护这种循环论证的无知防御系统 ① 。 尼采曾经说过：“打倒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