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代码的形而上学 1

“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中看到了创世的形象本身。他相信，最高存在的统一性通过二进制功能在虚无中的操作，足以从中拉出所有的存在。” ——麦克卢汉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象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结构和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是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工业仿象只是运作）。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核酸则是它的先知。事实上，“仿象的起源”今天正是在遗传密码中找到了自己的完美形式。人们在参照和目的性越来越彻底灭绝的边缘，在相似性和指称丧失的边缘，发现了数字和程序的符号，其“价值”纯粹是战术性的，处在其他信号（信息粒子/测试）的交叉点上，其结构是操纵和控制的微分子代码结构。在这个层面上，各种符号的问题，例如它们的理性用途、它们的真实和想像、它们的压抑、它们的转向、它们呈现的幻觉、它们的沉默或它们的平行意指——所有这一切都被抹去了。我们以前已经看到，第一级符号，即那些复杂的、充满幻觉的符号，随着机器而变成粗野的、昏暗的、工业的、重复的、无回声的、运作的、有效的符号。那么现在这些代码信号会带来什么更为彻底的突变呢？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如同在“生物”体深处隐藏多年的程序母型——这样的黑匣子中酝酿着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回应。这是再现性戏剧的终结，这是符号空间的终结，这是符号冲突和符号沉默的空间的终结：只剩下代码的黑匣子，只剩下发送信号的分子，我们受此辐射，我们被作为信号射线的问/答所穿越，我们不断地被我们自身细胞中记录的程序所测试。监狱细胞、电子细胞、党派细胞、微生物细胞：永远在寻找更小的不可分单元，这种单元的有机合成是按照代码数据进行的。但代码本身也只是一个遗传生成细胞，无数的交叉在这里产生出所有问题以及所有可能的、以选择（谁来选择？）为条件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信息和信号的脉冲）没有任何目的性，以至答案或者在遗传学上永恒不变，或者被微小的随机差异所改变。这甚至是更线性的或一维的空间：相同信号无限生成的监禁空间，这些信号就好像是一个因孤独和重复而发疯的囚犯所表现出的怪僻。这就是遗传密码：一张带有划痕的、不变的唱片，从此我们只是它的阅读元件。符号的全部光环，甚至意指本身，都由于确定性而消解了：一切都消解在记录和解码中。这就是第三级仿象，即我们的仿象；这就是“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操作仿真。塞比奥克（Th.Sebeok）曾对这一切做过完美的概述（《遗传学与符号学》）： “无数的观察证实了如下假设：内在有机世界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原始形态。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普遍存在。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大部分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构成的。它们在自身的结构中包含了信息，这种信息通过一代代的生殖而传递，另外它还具有自身繁殖和模仿的能力。总之，遗传密码普遍存在，或几乎普遍存在。破译遗传密码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因为这表明，“大聚合物的两种语言，即核酸语言和蛋白质语言，是密切相关的。”（克里克［F.Crick］，1966年）苏联数学家利亚普诺夫（Liapounov）在1963年证明，一切生命系统都通过精确规定的渠道传递一点能量或物质，里面包含大量信息，这样的信息以后将控制大批能量和物质。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现象，不论是生物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存储、反馈、信息的疏导及其他），都可以被看成是信息处理的形态。归根结底，大部分信息都是作为信息的重复，或者是作为另一种信息出现的，这种控制不论形态或物质如何，似乎是地球生命的普遍特性。 “五年前，我曾让人注意遗传学和语言学的趋同——它们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在传播学这个更广泛的领域里（动物符号学也属于这一领域）是平行相似的。遗传学术语中充满了来自语言学和传播理论（雅各布森，1968）的词汇，传播理论也同样强调了遗传密码和语言代码在结构与运作上的主要相似或重要差异……今天很清楚，遗传密码应该被看成是所有符号网络的基础，因此应该被看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所使用的一切其他信号系统的原型。从这个角度看，各种分子是量子系统，其表现如同物理信息的稳定载体，如同动物符号学系统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系统，这些分子在统一的普遍进化范围内，在永远更加复杂的能量层面上，构成了一条连续阶段的链条。因此，从统一控制论角度描述语言或描述生命?统是可能的。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有益的类比或预测……遗传学、动物交流学和语言学之间相互的对照可以通向符号力学的完整知识，而这种知识最终可能表明自己正是生命的定义。” 目前的策略模式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它在各处都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在自己那个时代曾经充当的意识形态大模式。 我们将在莫诺（J.Monod）的《偶然与必然》中再次发现处于严谨的“科学”条件下的这一模式。辩证进化结束了，现在支配生命的是遗传密码的间断性非决定论——即目的学原则：目的性不再处于终点，不再有终点，也不再有确定性——目的性已经预先存在，已经写入代码。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都没改变——仅仅是目的秩序输给了分子游戏，所指秩序输给了能指游戏，这是一些无限小的、可以随机相互替换的能指。所有超验目的性都简化为一块仪表板。然而，这还是求助于一种自然，求助于一种“生物学”自然中的登录：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种幻想的自然，是形而上学的避难所，它这次庇护的不是起源和实体，而是代码：代码应该有一种“客观”基础。对此而言还有什么能比分子和遗传学更合适呢？莫诺就是这种分子超验性的严肃神学家，而莫兰（E.Morin）则是狂热的支持者（脱氧核糖核酸=上帝！）。但在他们两人那里，代码的幻想虽然等价于权力现实，却与分子唯心主义混淆了。 我们再次看到了用惟一的原则重新统一世界的谵妄幻想——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是同质实体原则，生物学（以及语言学）专家政治论者这里是遗传密码原则，他们的先驱是莱布尼茨及其二进制神明。因为这里瞄准的根本不是遗传学纲领，而是社会和历史的纲领。一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在生物化学中具体化，支配这一社会秩序的是某种遗传密码、巨型分子计算以及用自己的操作网络连通社会的“计划编程预算系统”。正如莫诺所说，技术控制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自然哲学”。从科学的起源开始，对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迷恋就一直存在。这种迷恋以前是在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生物社会学主义）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雅各布［F.Jacob］在《生存者逻辑》中的分类），它今天则是和现代生物化学一起在第四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 代码化的相似和相异：这就是控制化社会交换的景象。为了进行细胞内交流，只要再增加一个“立体定向复合体”就行了，莫兰将把这个复合体美化为分子的“情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