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工业仿象

新一代符号和物体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这是一些没有种姓传统的符号，它们从没经历地位限制，因此永远不需要被仿造，它们一下子就被大规模生产。它们的独特性和来源的问题不复存在：它们来源于技术，它们只在工业仿象的维度中才有意义。这也就是系列，也就是有两个或n个同一的物体这种可能性本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型与仿造的关系，既不再是类比，也不再是反映，而是等价关系，是无差异关系。在系列中，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象，而且生产物体的人也是如此。只有消除原型参照，才能带来普遍的等价法则，即生产的可能性本身。所有对生产的分析都动摇了，因为人们在生产中再也看不到一种原始过程，甚至看不到所有过程的起源，相反，看到的是吸收任何原始存在、进入一系列同一存在的过程。至今为止，人们把生产和劳动看成是潜在的，看成是力量、历史过程和统称性活动：这是现代性特有的经济能量神话。我们应该想一想，生产难道不是作为一个特殊阶段而介入符号秩序的吗？归根结底，它只是仿象世系中的一段插曲。确切地说，这段插曲就是通过技术来生产无限系列的潜在同一的存在（物体/符号）。 技术、工业和经济所包含的巨大能量不应该掩盖如下一点：归根结底，重要的仅仅是达到这种无限复制性，这种复制性当然是对“自然”秩序的挑战，但最终仍然是“第二级”仿象，它对征服世界而言，是一个相当贫乏的想像性解决方案。总之，再生产的技术和系列的时代，与仿造、镜子、剧院、面具和表象游戏的时代相比，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时代（紧接其后的仿真模式的时代，即第三级仿象的时代，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时代）。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第一次点明了这种再生产原则的基本意义。他指出，再生产吸收生产过程，改变其目的性，使产品和生产者的地位变质。他是在艺术、电影和摄影范围内论证的，因为在20世纪，正是这里展现了没有“古典”生产传统、一开始就被置于再生产符号下的新领域——但我们知道，一切物质生产今天都归属这一领域。我们知道，今天正是在再生产的层面上——时尚、传媒、广告、信息传播网络——在马克思漫不经心地称之为资本意外开支的层面上（人们可以衡量一下历史的反讽），也就是在仿象和代码的范围内，形成了资本整体过程的统一性。本雅明第一个（其后是麦克卢汉）没有把技术当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坚持这一点），而是当成中介，当成整个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被简单地复制，原样成为双份，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次革命了：这只要想想那些黑人第一次见到两本书一模一样时的惊讶就够了。这两件技术产品在社会必要劳动方面是等价的，但从长远看，这一点不如同一个物体的系列重复重要（这也是个体劳动力的系列重复）。技术作为中介不仅压倒了产品的“信息”（它的使用价值），而且也压倒了劳动力，马克思却想让劳动力成为生产的革命信息。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看得比马克思更清楚：他们认为，真正的信息，真正的最后通牒就是再生产本身，生产则没有意义：生产的社会目的性丧失在系列性中。仿象压倒了历史。另外，这个系列再生产阶段（工业机械阶段、生产线阶段、扩大再生产阶段）是短暂的。从死的劳动压倒活的劳动开始，即从原始积累结束开始，系列生产就被模式生成替代了。这是起源和目的性的颠覆，因为各种形式全都变了，从此它们不是机械化再生产出来的，而是根据它们的复制性本身设计出来的，是从一个被称为模式的生成核心散射出来的。这里，我们进入了第三级仿象。不再有第一级中那种对原型的仿造，也不再有第二级中那种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制而出自这些模式。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惟一的似真性。我们处在现代意义上的仿真中，工业化只是这种仿真的初级形式。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系列复制性，而是调制，不是数量等价关系，而是区分性对立，不再是等价法则，而是各项的替换——不再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是价值的结构规律。不仅不应该在技术和经济中寻找代码的秘密，相反，应该到代码和仿象的起源中去寻找工业生产的可能性本身。每一个等级都使前一个等级服从自己。就像仿造的等级被系列生产的等级捕获一样（应该看看全部艺术是怎样进入“机械性”的），整个生产的等级正在倒向操作仿真。 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的分析就处在再生产和仿真的边界上，处在参照理由消失、生产出现眩晕的那个点上。所以这些分析才标志着相对于维布伦（T.Veblen）和戈布洛（E.Goblot）的分析而言的决定性进步：例如，维布伦和戈布洛在描述时尚符号时，参照的仍然是古典形态：各种符号构成一种区分性物质，它们有一个目的性，有一种声望、地位、社会分化的用途。他们展现的策略和马克思的利润、商品策略属于同一个时代，那时人们还可以谈论符号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总之那时人们还可以谈论经济学，因为那时还有一种符号的“理性”和一种生产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