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仿大理石天使

仿造（以及时尚）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种姓社会或等级社会没有时尚，因为有全面的规定，而根本没有阶级的变动。一种禁忌在保护符号，保障符号的完整清晰性：每一个符号都没有歧义地指向一种地位。礼仪中不可能有仿造——除了作为魔法和渎圣的仿造，所以符号的混淆才受到惩罚：作为对事物秩序本身的严重违反而受到惩罚。如果我们还梦想一种可靠的符号世界，梦想一种强大的“象征秩序”——尤其是在今天——那么我们就该丢掉幻想：这一秩序曾经存在，但它是一种残暴的等级秩序，因为符号的透明和符号的残忍总是并驾齐驱的。在种姓社会、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即在残忍的社会，符号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价值，每个符号都是种姓、氏族或个人之间的相互义务：因此它们不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开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的相互性连接两个人，而是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时候，这个所指是真实世界的公分母，对它而言，任何人都不再有义务。 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竞争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号内婚制。这样人们就同阶级之间名望价值/符号的变迁一起，必然地进入仿造。因为，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一种禁忌在打击符号的“自由”生产），过渡到了符号的按需增生。但这种增生的符号与那种有限传播的强制符号不再有任何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仿造，但这种仿造不是通过“原型”的变性，而是通过材料的延伸，以前这种材料的全部清晰性都来自于那种打击它的限制。现代符号是不加区分的（它从此只是竞争的），它摆脱了一切束缚，可以普遍使用，但它仍然在模拟必然性，装出与世界有联系的样子。现代符号在梦想从前的符号，可能非常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真实参照和一种义务：它仅仅找到了一个理由：它的生存所依赖的这个参照理由，这种真实，这种“自然”。不过这种指示性联系从此只是象征义务的仿象：它从此只能生产中性价值，即客观世界中相互交换的价值。符号在这里的命运和劳动相同。“自由”劳动者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关系的自由——“获得解放而自由”的符号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所指的自由。 因此，现代符号正是在“自然”的仿象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自然”的问题体系，是实在与表象的形而上学：这将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符号之镜，古典符号之镜。即使在今天，对符号的自然参照的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种形态已经被多次革命打碎了，其中包括生产革命，符号不再参照自然，而仅仅参照交换法则，受到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是第二级仿象，我们以后再谈这一问题。 因此，仿制品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自然一起出现的，从胸前的假背心到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饰、巨大的巴罗克式舞台布景装置。剧院这种形式从文艺复兴开始便占据了全部社会生活和全部建筑。正是在这里，仿大理石和巴罗克艺术的壮举显示了仿造的形而上学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新抱负——这是世俗造物主的抱负，即把任何自然都转变为惟一的、戏剧性的实体，以此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符号下的统一社会性，超越各种各样的血统、等级或种姓。仿大理石是一切人造符号的辉煌民主，是戏剧和时尚的顶峰，它表达的是新阶级粉碎符号的专有权之后，完成任何事情的可能性。这是向一切新奇的组合、一切游戏、一切仿造开放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式野心首先进入自然的模仿，然后才进入生产。在教堂和宫殿中，仿大理石适合各种形式，模仿各种材料：天鹅绒窗帘、木饰、丰满的肉体。仿大理石消除了那种难以置信的材料混杂，使之成为一种新物质，成为所有其他物质的一般等价物，这种新物质有利于提高戏剧的魅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代表性物质，是所有其他物质的镜子。 但是，仿象并非仅仅是符号的游戏，仿象还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仿大理石似乎是作为飞跃发展的、狂热的科技出现的，但它同样是，而且尤其是与巴罗克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巴罗克风格又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与耶稣会教士试图第一次按照现代权力观念建立政治和精神世界的霸权这一事业相联系。耶稣会教士的那种精神顺从（“像死尸一样”）和这种消除自然实体，代之以合成实体的造物抱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同人屈从于机体构造，物体此时也获得了死尸的理想功能性。所有的技术、所有的专家政治都已经在这里了：万能实体和实体万能组合的发明中表现出了理想地仿造世界这种自负。用同一种集权策略，在同质的教义中重新统一（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分裂的世界，在世界上普及惟一的福音（从新西班牙到日?的传教），组成国家的政治精英集团：这就是耶稣会教士的目标。为此必须创造一些有效的仿象：组织机构是其中的一种，但还有豪华剧院机构（就是那些红衣主教和灰衣主教的大剧院），还有培养教育机构——它第一次力图系统地重新塑造儿童的理想自然。仿大理石的巴罗克式建筑外表是同一种性质的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资本的生产本位主义理性之前，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仿造中，而不是在生产中，证实了普遍控制和普遍霸权的相同设想，证实了一种社会纲领，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已经在这里深深地起作用了。 从前，在阿登山区，有一个老厨师。他受塔型蛋糕和糕点造型科学的启发，在上帝放弃世界的地方，即在世界的自然阶段，自豪地继续创造世界——以便消除世界的有机自发性，代之以单一的多形材料，即钢筋混凝土：家具是混凝土的，椅子、抽屉、缝纫机是混凝土的，在外面的院子里，整整一个管弦乐队，包括小提琴，也是混凝土的，混凝土树上栽有真正的树叶，一头混凝土野猪包了一个真正的野猪头，一些混凝土绵羊披着真正的羊毛。这个叫卡米耶•雷诺（C.Renault）的人终于重新找到了原始实体，各种物体和混凝土块的区别仅仅在于某些“现实主义”细节：野猪头、树叶——但这大概只是造物主对参观者的让步……因为这个八十岁的仁慈上帝让人参观自己的创世时脸上带着令人崇拜的微笑。他并不是要给神的创世挑毛病，他重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使之更加容易理解。这里完全不是魔王造反、戏拟意愿或追溯“纯朴”艺术的决心。这个阿登厨师统治的仅仅是一种统一的精神实体（因为混凝土是一种“精神”实体，它像概念一样，可以让人整理各种现象，随意切割各种现象）。他的计划与仿大理石建筑者的计划相差并不远，与目前在大建筑群中的城市共同体场地上的投光相差也不大。仿造影响的只是实体和形式，还没有影响关系和结构，但它在这一层面上已经瞄准了对社会的控制，这个社会在一种逃离死亡的合成实体中被平定，被塑造：一种不可摧毁的假象将保证权力的永恒。人类的奇迹难道不是发明了塑料这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并因此而打断了腐烂和死亡把世上一切实体从一处重新转入另一处的循环吗？一种处于循环之外的实体，甚至火烧之后留下的也是不可摧毁的残渣——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种仿象中凝结着一种普遍符号学的抱负。这与技术的“进步”或科学的理性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政治和精神霸权的设想，一种封闭的精神实体的幻想——如同那些在曲面镜中手脚相连的巴罗克式仿大理石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