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劳动与死亡 2

工资则是这种带毒礼物的标志，是概括全部代码的符号。它认可了这种单向的劳动馈赠，或者说，工资象征地补偿了资本通过劳动馈赠而实施的统治。同时，对资本而言，这样也就有可能把操作限定在契约范围之内，使对抗在经济中稳定下来。另外，工资还使雇佣劳动者变为“财产接受者”，这和他的“劳动接受者”的身份相重叠，加重了他的象征亏损。因此，拒绝劳动，否定工资，这就是对馈赠、赎买和经济补偿重新提出诉讼，就是暴露象征的基本过程。 今天的工资不再需要争取。人们仍然“给予”你们工资，但不是作为劳动交换，而是为了让你们花费，这是另一类型的劳动。工资接受者在消费中，在物品的使用中再生产的，恰巧是和他在劳动中所经历的缓慢死亡完全相同的象征关系。用户的生存所依赖的是物品的延异死亡（他不牺牲物品，他“耗费”它，在功能上使用它），这与劳动者在资本中的死亡一模一样。如同工资赎买的是这种单向的劳动馈赠，为物品支付的价格也仅仅是用户对这一物品的延迟死亡的赎买。这一切的证据存在于象征规则中，这种规则要求那些没有付出使用费便偶然落到你们身上的东西（奖券、礼物、赌博赢的钱）不是进入使用，而是进入徒劳无益的耗费。 任何统治都必须被赎买。从前这或者是通过牺牲实现（国王或首领的礼仪性死亡），或者是通过仪式实现（节日和其他社会仪式：这也是一种牺牲形式）。到此为止，权力还是在公开地、直接地表演。由于有了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这种复归的社会游戏停止了，权力可逆性被权力再生产的辩证法所取代。然而，权力的赎买大概总是仿真的。这是资本的配置，在这种配置中，形式上的赎买是通过劳动、工资和消费的巨大机器完成的。经济尤其是赎买的领域，在这里，资本的统治成功地赎买了自身，却没有让自己真正地重新冒险——相反：它还把赎买的过程转向了它自身的无限再生产。经济的必要性及其历史性出现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在远比原始群体更广泛、更多变的社会层面上，人们急需一种既可测、又可控，还可无限延伸的赎买系统（宗教仪式就不是这样的），它尤其是不能对权力的行使和继承提出疑问——生产和消费是一种对此问题的史无前例的新颖解决方案。从象征向经济的滑移，通过模拟这种形式下的赎买，保证了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最终霸权。 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奇迹，它通过颠倒权力定义的词项，掩盖了权利的真正结构。当权力是在单向给予时（尤其是给予生命，参见前文），人们却成功地强行建立了相反的明证：权力也许是在单向接受和占有。在这种天才的魔术手法掩护下，真正的象征统治得以继续完成，因为被统治者的全部努力都将很快落入陷阱，这一陷阱就是重新夺回权力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甚至是“夺取权力”本身——这样他们就盲目地走向了对他们自身的统治。 事实上，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重新阅读：——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 ——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它不是购买劳动力，而是赎买资本的权力 ① ； ——劳动的缓慢死亡不是命定的，它是毫无希望的未遂行为，是资本单向馈赠劳动的挑战； ——对权力的惟一有效反击是把它给予你们的东西还给它，这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实现。 但就像我们所见的那样，如果系统本身废黜经济，除去它的实体和可信性，那么系统是否会在这种视野中使自己的象征统治成为疑问呢？不会，因为系统让自己的权力策略在各处都占有优势，这种没有反馈赠的馈赠策略与延迟的死亡相混淆了。相同的社会关系也建立在传媒和消费中，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传媒安魂曲》）信息的单向发送没有可能的回应和反馈赠。人们曾经以如下方式阐释汽车造成的大屠杀（行政管理制度培训与研究中心关于交通事故的解决方案）：“这是集体为自己的机制付出的代价……国家的馈赠在集体账目中记入的‘债务’。因此，这种无故死亡只不过是消除这一赤字的尝试。鲜血是一种补偿国家的公路馈赠的绝望形式。这样一来，交通事故就被放入人们欠国家的象征债务构成的空间。很可能这种债务越增加，事故的倾向就越明显。事实上，为了制止这一现象而采取的各种‘合理’措施（预防、限速、组织救援、镇压）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们是在模拟把事故纳入理性系统的可能性，正因为此，它们不能从根本上抓住问题：这是一种象征债务的审核，它使集体对国家的依赖性得到建立，得到合法化，得到加强。这些‘合理’措施反而使事故现象更严重了。为了抵消事故的影响，这些措施又带来其他的机制、其他的国家机构、补充的‘馈赠’，但这全都是增加象征债务的手段。” 因此，各处的斗争都使社会和政治体制相对立（参见克拉斯特［P.Clastres］：《社会对抗国?》），政治体制高高地耸立在社会之上，它获得了一切权力，它用馈赠压制社会，让社会继续生存，它取走了社会的死亡——以便储存死亡，并且以后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分泌死亡。其实，永远也不会有人接受这种赏赐，人们会尽可能地归还 ① ，但权力为了更好地奴役，会越给越多，而社会或个体为了结束这一切，则可能会一直走到自我摧毁的地步。这是惟一的绝对武器，简单的集体威胁就可能让权力崩溃。面对这惟一的象征“讹诈”（1968年的街垒，扣押人质），权力分裂了：因为它是依靠我的缓慢死亡而生存的，所以我用我的暴死来对抗它。正是因为我们依靠缓慢的死亡而生存，所以我们才向往暴死。对权力而言，就连这种梦想本身都是难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