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具有致命的效应。除了我们的社会,所有的社会都知道或曾经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在重新发现这一点。抉择性政治的道路就是象征效应的道路。 这就如同一个修炼中的苦行者向上帝挑战,认定上帝永远不能用等价物回报他。上帝做出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声誉、精神能力,甚至世俗霸权的形式“百倍”地回报了他。但苦行者内心的梦想是达到一个极高的修炼境界,以至在那里连上帝都不能接受挑战,不能抹去这一债务。那时他将战胜上帝,他将成为上帝。所以苦行者总是很接近异端和渎圣,所以才会受到教会的审判,教会在这里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上帝避免这种象征的“面对面”,避免这种致命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中,上帝为了接受苦行者的挑战而被勒令死亡,被勒令牺牲。教会的角色向来是预防这种灾难性对抗(这首先是为了教会自己的利益),并代之以一种受到调节的忏悔与恩赐的交换,代之以一种上帝与人之间的等价系统,而教会自己则是这一系统的经纪人。 我们与权力系统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所有机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的中介的存在,都是为了永远避免这种象征挑战、这种致命挑战、这种不可逆馈赠的机会,它就像苦行者的绝对修炼一样,可以战胜任何权力,不论权力的体制有多么强大。从此不应该直接出现这种象征对抗的可能性。应该让一切都协商解决。这就是我们那深深的烦恼的根源。 正因为此,扣押人质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才会显出某种迷人的东西:对系统而言,这既是它自己的镇压暴力的凸镜,也是它不能使用的象征暴力的模式,这是它惟一不能使用的暴力:它自身死亡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