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3

这不再是戏剧和想像——这是一种中和化的残酷战术，它没有给拿破仑三世那种类型的滑稽表演留出什么位置，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真实的历史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这种历史闹剧。仿象是另外的东西，恰恰是仿象抛弃了我们，同时也抛弃了历史。马克思在系统的革命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一种总体的幻觉。他清楚地看到了已经在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中游荡的东西，即资本“加速”侵蚀自身基础的一种能力。他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企图减少劳动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清除的话），并且企图代之以一种死的巨型劳动力。但由于他认为活的劳动力是客观的、历史的、必要的资本基础，所以他只可能认为资本因而在挖掘自己的坟墓。这是幻觉。资本埋葬了劳动力，但这是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进行的：它把劳动力变成与资本对立的第二个词项，在一种对立的仿真中，在死的劳动的影响下，把这种可能会粉碎生产关系的断裂能量变成一个与生产关系同质的词项。从此，这个惟一的霸权体制，即死的劳动的体制，分裂为资本和活的劳动这两部分：通过一种编码运转的二元配置，对抗被消解了。但人们会问：那剩余价值呢？那生产呢？这样说吧：资本对此不屑一顾。不能说资本有马克思主义直觉（尽管马克思为了向资本阐明那个正在等待它的东西而做了一切。如果资本坚持不懈地依赖生产领域，那它将很快走向死亡：经济对资本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但一切都仿佛是它在这点上清楚地听到了马克思的声音，因此“决定”摆脱生产，转向另一种策略。我说的是：“一切都仿佛是”，因为完全无法确定资本是否曾经有过这种关于自身的生产本位主义幻觉（实际上只有马克思可能有过这种幻觉，并且将其作为历史真理投射出来），更可能的情况是资本以前仅仅是在玩弄生产，当这一切把资本带入致命的矛盾时，它就抛弃了生产。资本曾经认真对待过生产吗？它不会这么愚蠢：当生产正在认真进行时，也许资本已经仅仅是仿真了。因此，只有处于这个彻底的不确定性领域的行为，只有粉碎这种威慑性经济策略的行为，才能危及资本的统治。ˇ 人们永远都不能通过一场直接而辩证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革命来摧毁系统。所有生产矛盾、生产力量关系，总之生产能量的东西，都必然按照一种类似麦比乌斯带的循环扭曲方式回归系统，推动系统。人们永远不能遵循系统自己的逻辑来战胜系统，例如，能量、计算、理性和革命的逻辑，历史和权力的逻辑，任何一种目的性或反目的性的逻辑——这个水平上最糟糕的暴力是无法控制的，它会转而反对自身。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我们所有革命战略家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就在于相信可以在真实层面上终结系统；这是他们的想像，是系统本身强加给他们的想像，系统的生存与残存所依靠的正是不断引导那些攻击它的人到现实的场地战斗，而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正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投入了他们的能量，投入了他们的想像暴力，但一种无情的逻辑不断把这一切带回到系统中。系统不需要真实的暴力或反暴力，它依靠象征暴力而生存。这里指的不是下面这个大受欢迎的语句所包含的堕落意义：在系统增加或“掩盖”自己的物质暴力的地方，“通过符号”造成暴力。不：象征暴力是从一种象征逻辑中演绎出来的（这一逻辑与符号或能量毫无关系）：这就是反馈赠的复归和永恒可逆性，其反面则是通过单向馈赠而获得权力 ① 。 因此，必须把一切都移入象征领域，这个领域的法则是挑战的、复归的、抬价的法则，这就如同只能用一次相等或更高等的死亡来回应一次死亡。这里既谈不到暴力，也谈不到真实的力量，这里只涉及挑战和象征逻辑。如果统治来源于系统掌握馈赠的专有权而没有反馈赠这一事实——例如劳动的馈赠，对此只能用摧毁或牺牲来回应，不能用消费来回应，因为消费只不过是这个陷入绝境的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例如传媒和信息的馈赠，由于代码的垄断，对此谁也无法进行报复；例如每时每处都存在的社会的馈赠，即防护的、保障的、社会奖赏和激励的体制的馈赠，对此谁也不再可能摆脱——那么此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系统的统治原则本身反转过来对抗系统：这是回应和报复的不可能性。用一种系统除非以自身的死亡和崩溃为代价才能回应的馈赠来对抗系统。因为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系统都不能摆脱象征义务，正是这一陷阱中存在着系统发生灾难的惟一机会。系统将被死亡的挑战包围，受到毒蝎般的攻击。因为系统为了不丢脸而必须回应的这种馈赠，显然只可能是死亡的馈赠。系统本身必须通过自杀来回应死亡和自杀的反复挑战。 这和扣押人质一样。在象征层面上，即牺牲的层面上——这里排除了任何有关受害人无辜的道德考虑，人质是“恐怖分子”的替代者和第二个自我，人?的死意味着恐怖分子的死，而且这两种死亡有可能在同一种牺牲行为中相混淆。如果没有可能的谈判，那么筹码就是死亡，因此这里涉及一种被迫的加码。当然，整个谈判系统会力图发挥作用，而且恐怖分子自己也经常会采用精打细算的等价关系“词项”，进入这种交换剧本（用人质的生命交换某种赎金或某人的释放，甚至仅仅是为了行动本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扣押人质毫无新颖之处，它只是简单地创造了一种出乎意料的、限于局部的、可以通过传统的暴力或谈判来化解的力量关系。这是一种战术活动。但它涉及到另外的东西，人们通过海牙发生的事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长达十天的难以置信的谈判过程中，没人知道可以谈判的东西，也无法商定“词项”，即可能的交换等价关系。或者说，即使提出了等价关系，恐怖分子的要求也是如此不合理，以致等价于对谈判的彻底否定。这里上演的正是：任何谈判的不可能性，因此也就是向象征秩序的过渡，这种秩序完全不了解这一类型的计算和交换（而系统则只靠谈判而生存，哪怕是在暴力的平衡中）。对这种象征的泛滥（这对系统而言是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说到底也是惟一的“革命”），系统的回应只能是，只会是身体的死亡，即恐怖分子的真实死亡——但这是系统的失败，因为这种死亡恰巧是他们的赌注，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系统仅仅被自己的暴力所刺透，而没有真正回应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因为任何死亡，甚至包括战争中的屠杀，都很容易在系统中推算出来，但挑战性死亡，象征死亡却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死亡不再有可计数的等价物——它通向一种除了作为回应的死亡之外就无法使之停止的加码。死亡的回应担保只能是死亡。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系统为了回应而陷入自杀的绝境。这是它通过自身的紊乱和衰退明显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权力机器在这种形势中崩溃了，就力量关系而言，这种形势是微不足道的，但全部微不足道的东西（包括过度本身）都在转而反对权力。警察、军队等全部政权机构和调动的暴力都根本不能对抗这种微小的象征死亡，因为这种死亡把政权带到一个不可能有回应的层面上（例如在1968年，政权的结构性瞬间崩溃就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学生的实践造成了一种简单的象征移位）。系统进行交换，只可能死亡，它接受挑战，只可能失败。它在这个时刻的死亡是一种象征回应——但它正因这种象征回应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