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过渡到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造成的最初冲击波是“1968年5月运动”。它触及的首先是大学,首先是人文科学学院,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事情变得非常明显(尽管没有清晰的“政治”意识):人们在这里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人们在这里只是再生产(再生产教师、知识和文化,这本身也是总系统的再生产因素)。正是被当成完全的无用性、无责任性、降级(社会学家有什么用?)的这一切引发了1968年学生运动(不是因为缺少出路——再生产中总有足够多的出路——从此缺少的是真正生产某些东西所需的场所和空间)。 这一冲击波还在延续。随着一些社会领域从生产力的行列完全跌入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力的地位,这一冲击波只可能传到系统的终端。虽然这个过程首先触及的是文化、知识、司法、家庭领域——也就是所谓的“上层建筑”领域,但很清楚,它在今天已经开始逐渐影响整个被称为“经济基础”的领域:1968年以后的新一代罢工,尽管是局部的、未经批准的、插曲式的——这并不重要,但它们证明的不再是从属于生产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甚至在工厂里也从属于再生产的那些人的造反。然而,即使在这个领域,最早触及的也只是几类散乱的边缘人员:直接从农村进入工厂的年轻熟练工、移民、未入工会者,等等。出于我们已经指出的所有那些原因,事实上,传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了工会的无产者很可能是最后做出反应的人,因为正是他们最有可能长久地保持生产性劳动的幻觉。这种通过与其他所有人相比而来的真正生产者的意识,这种尽管以受剥削为代价但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的意识,这种通过组织得到强化和认可的“无产阶级”意识,必然构成最牢固的意识形态堡垒来反对解构目前的系统,这个系统远没有使一些民众阶层全部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的漂亮理论所希望的那样扩大“生产性”劳动剥削,而是使所有人都向再生产性劳动者的地位看齐了。 这些“生产性”体力劳动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生活在生产的幻觉中——这就像他们休闲时生活在自由的幻觉中一样。 任何事情只要被当成财富的源泉或满足的源泉,当成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忍受的,哪怕是被异化、被剥削的最差的劳动也是如此。只要人们还能发现一种与个体需求或社会需求相符的“生产”(哪怕是以想像的方式相符,所以“需求”这个概念才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此的蒙蔽性),个体或历史的最差的形势就可以忍受,因为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那些今天还相信自己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人,即那些无产者,是潜在的受到最大蒙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造反,这种造反能让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深深的无用性,意识到循环性操纵:把人变为荒谬的再生产的纯粹标志。 这一过程普及到全社会的那一天,1968年5月将获得全面爆发的形式,大学生/劳动者的联系问题将不复存在:这个问题表现的仅仅是那道区分两类人的鸿沟,一类是在目前的系统中还相信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另一类是对此不再相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