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无产阶级的堕落

这种代表性危机是最近那些社会运动的关键性政治面貌。不过，这一危机单独而言可能对系统还不是致命的，我们在各处（在各种工会那里）都已经看到一种自主管理的普遍化方案对危机的形式超越（对危机的回收）。不再有授权，所有人都是享有全权的生产负责人！意识形态的新一代人站起来了！但他们将有很多事要做，因为这一危机与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相联系，而后者触及的是生产本身，是生产系统本身。在这方面，那些移民可能也间接地处于分析仪的位置。如同他们曾分析“无产阶级”与自身代表体制的关系一样，他们现在分析劳动者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分析劳动者与作为生产力的自身的关系（而不再仅仅分析他们与他们中间某些作为代表体制的人的关系）。这是因为移民是最后脱离非生产本位主义传统的人，因为过去必须解构他们才能把他们投入西方的劳动过程，而现在正是他们反过来彻底解构这一普遍过程，解构这种统治西方社会的生产本位主义道德。 一切都仿佛是欧洲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雇佣造成了欧洲无产阶级面对劳动和生产时不断增多的堕落行为。现在涉及的不再仅仅是那些抵制劳动的“地下”实践（怠工、浪费、旷工，等等），这样的活动从没停止过——这次是：工人们公开地、集体地、自发地停止劳动，就这样突然停了，他们什么也不要求，什么也不谈判，工会和资方陷入绝望，工人们却在下星期一同样自发而且“全体一致”地复工了。既没有失败，也没有胜利，这不是一次罢工，而是一次停工。这种委婉说法比罢工一词更说明问题：全部劳动纪律都消失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殖民强加给欧洲的所有道德和实践的标准都瓦解了，都被遗忘了，而且从表面看没有经过努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干干停停，随随便便，不守时间，对工资压力、盈余、晋级、积累、预测等都不关心——人们只做非做不可的，然后停下来，以后又重新开始。这恰恰是殖民者所指责的那些“不发达者”的行为：不可能训练他们适应价值/劳动，适应理性的连续时间，适应工资收益的概念，等等。只有把他们输出到海外才能将他们纳入劳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时刻，欧洲劳动者自己也越来越向“不发达者”的行为“倒退”。西方无产阶级自己也堕落了，这可不是对殖民化及其最先进形式（劳动力输入）的微不足道的报复——这样一来，也许某一天应该把西方无产阶级输出到不发达国家来让他们重新明白劳动的历史革命价值。 这种移民劳动者的超殖民化（因为殖民地不能赢利，所以人们输入了这些劳动者）和这种影响所有社会领域的工业非殖民化（在学校，在工厂，在各处，人们从酷热的劳动投资阶段转向冷酷的、犬儒主义的工作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移民（以及那些年轻的熟练工或来自农村的熟练工）最后离开对理性劳动的“未经批准”的冷漠，所以正是他们在分析西方社会，分析这种劳动强制集体化，这种集体偏执狂近来可能包含的、脆弱的、浅薄的、任意的东西，人们把这种集体偏执狂变成了一种道德、一种文化、一种神话，以至人们忘记了这种工业纪律以闻所未闻的代价强加给欧洲本身还不到两个世纪，这种纪律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现在它开始危险地崩溃了（其实，它不会比另一种殖民化，即海外殖民化持续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