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工会的剖析

雷诺汽车公司1973年3—4月的罢工是这一危机的某种彩排。从表面看，它很模糊，不协调，受到操纵，而且说到底是一次失败（如果不算那个奇特的术语学胜利：“熟练工”一词从此变为禁忌，它被换成“生产员”！），但事实上，它是夹在基层与资方之间的工会的绝妙临终表演。最初，这是由移民熟练工人发起的一次未经批准的罢工。法国总工会现在有一种对付这类意外事故的现成武器：把罢工扩展到其他工厂和其他类别的人员中，由此抓住这种已经成为仪式的春季群众运动的机会。这种控制机制从1968年起便经受了考验，工会指望一辈子都依靠它，但事实上，这次它却摆脱了工会。甚至那些经过批准的基层人员（塞甘厂、弗兰厂、桑杜维尔厂）也是一会儿停工，一会儿复工（这也同样重要），毫不理会自己的工会所提的“建议”。工会的意见总是被反驳。工会从厂方得到的东西想让工人批准，但工人却不接受。工会从工人那里得到让步想和厂方重新谈判，但厂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关闭了工厂。厂方越过工会直接向工人发出呼吁。事实上，厂方毫不犹豫地走向危机，驳得工会哑口无言：工会能控制“全体”工人吗？工会的社会存在和合法性成了问题。这就是资方（以及各级政府）变得强硬的原因。这不再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工会）和资方之间的力量考验，而是对处在基层和资方双重压力下的工会代表性的考验——这种考验是最近几年所有未经批准的罢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考验的导火线是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那些叛逆青年、那些移民，即所有那些处在阶级之外的人。 这个水平的赌注是非常奇怪的。整个社会建筑以及工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都有崩溃的危险。国会和其他调解机构不再有很大影响。如果工会不能在工厂和其他地方发号施令，那么没有工会，警察也就毫无用处了。1968年5月，正是工会拯救了社会制度。现在工会的丧钟敲响了。赌注的这种重要性深深地表现在各种事件的混乱本身之中（这对中学生的行动和雷诺的罢工都同样有效）。罢工，不罢工。人们到什么地步了？再也没人能决定什么了。目标是什么？对手在哪里？人们在谈论什么？盖格计数器失灵了，而工会、政党和小团体正是通过这些计数器衡量群众的斗志。中学生运动在那些想按照自己的目标将其结构化的人手中瓦解了：那么这个运动没有目标吗？无论如何，它不想使自己在身后具体化。工人们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复工了，而一星期前他们却在明显更有利的情况下拒绝复工，等等。事实上，这种混乱就像梦幻中的混乱：它表达的是一种依赖梦幻的内容本身而进行的抵抗或审查。它在这里表达的是无产者自己很难接受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社会斗争从传统的、外在的阶级敌人，即资方和资本，转向了真正的、内在的阶级敌人，即阶级自身的代表体制：政党或工会。工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授予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却以资方和政府授权的形式转而反对工人。资本仅仅使劳动力及其产品异化，它仅仅垄断“生产”。政党和工会却使被剥削者的社会权力异化，它们垄断的是代表权。对它们的诉讼是历史性革命进步。但这种进步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太清晰、不太果断、表面倒退、缺少连续性、缺少逻辑性、缺少目标，等等。这是因为，当问题在于迎战自身的镇压机制、从头脑中赶走加入工会者、代表、负责人、发言人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不明确，一切都在抵抗。但1973年春天的这次模糊事件恰巧说明人们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工会和政党死了，它们只可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