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罢工

从历史角度而言，罢工在生产系统中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它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暴力，从相反的资本暴力中争夺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争夺权力。今天，这种罢工已经死了： 1.因为资本能让任何罢工都腐烂——而这又是因为人们不再处于生产系统（剩余价值最大化）中。让利润死去吧，但愿社会关系形式的再生产安然无恙！ 2.因为这些罢工归根结底什么也不能改变：今天，资本在自我重新分配，这对它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也只是资本按照自身逻辑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因此，如果说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斗争已经陷入经过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困境，那么很清楚，能够突破这种循环的，只有那些能够摆脱阶级的组织和定义的东西，即摆脱： ——代表性历史体制；——生产性历史体制。 只有逃离生产和代表的转盘，才能让这种转盘的机制失常，才能从盲目状态的深处策动“阶级斗争”的转向，这一转向很可能是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几何场所的完全终结。在近期的罢工中，移民的参与正具有这种意义 ① 。 因为千百万劳动者被歧视机制剥夺了一切代表体制，所以他们闯入西方的阶级斗争舞台，就把危机推到了决定性的代表权层面。移民被包括工会在内的全社会排斥在阶级之外（如下的“基本原理”也有经济、种族的同谋关系：无产阶级是有组织的，是以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关系为中心的，因此移民“在客观上”是阶级敌人），这种社会排斥使移民所起的作用就像劳动者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仪，或者更普遍地说，像“阶级”与一切代表“阶级”的体制之间的关系分析仪。对政治代表权系统而言，他们是异常的，他们用这种异常感染了整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自己也逐渐学会放弃代表权系统，放弃任何企图以他们的名义发言的体制。 这种形势没有持续下去：工会和资方预感到了危险，竭力让移民作为“享有全部权益的配角”重返阶级斗争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