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劳动 2

在这个机制、科学机构、集体劳动者和“劳动科学组织”的阶段，“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这里的意思是劳动有可能构成这一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统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再有“原初的”生产力，但有一种普遍的机制，它把生产力变成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种制造生产力和劳动的机制。劳动的全部社会机构都由于这种操作而失去了作用：集体机制开始直接生产社会目的性，正是它在生产生产。 这是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原始积累就是如此：死的劳动不断积累，一直到它有能力吸收活的劳动——甚至：一直到它有能力为自己的目的而生产活的劳动。因此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向在死的劳动中结晶并体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死的劳动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马克思曾经相信机器、技术、科学的纯洁性，这是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一切在活的社会劳动一旦被消除之后，就可以重新成为资本系统。资本系统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虔诚的愿望，它低估了死的劳动中的死亡，以为通过生产的某种历史性跳跃，在经过某个关键点之后，死的劳动可以在活的劳动中超越自身。 不过，马克思曾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客体化劳动具有自身转变为资本的特性，即把生产资料转变为施加于活的劳动的支配资料。”这也在下面的话中隐约显现：在资本的某个阶段，“人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句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因为它意味着这里涉及的不再是生产过程，而是排斥和遗弃的过程。 尽管如此，还必须由此引出全部结论。当生产达到这种循环性并倒退到自身时，它就丧失了任何客观确定性。它像神话一样对自己念着咒语，穿越自己那些变为符号的词项。同时，当这个符号领域（包括传媒、信息，等等）为了表现资本总过程的统一性而不再是一个特殊领域时，我们不仅应该和马克思一起说“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而且应该说“资本过程本身也不再是一种生产过程”。 由于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整个生产辩证法崩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赖以运转的所有这些对立（其实这和理性主义思想赖以运转的真与假、表象与实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模式是一样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和了。生产和经济中的一切都根据无限自反性（这和政治、时尚或传媒中的自反性相同），变得可替代、可逆转、可交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无限自反性：这就是生产在代码中的分解。今天，价值规律主要不是存在于一般等价物影响下的各种商品的可交换性中，而是存在于代码影响下的各种经济学（及其批判）范畴的更为根本的可交换性中。以前，生产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和、消除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确定性，把一切都重新引向了惟一而伟大的历史确定性。但现在系统词项的革命又中和、消除了唯物主义思想。如同以前的几代人可能梦想过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当成失去的东西来梦想了。今天，政治经济学话语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参照力量，这仅仅因为它是失去的东西。ˇ 马克思说：“各种只能当做服务来使用的劳动，由于它们的产品与它们的提供者不可分离，以致它们不能成为自主商品，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代表的是微不足道的数量。因此人们可以在此处避开它们，把对它们的考察放到有关雇佣劳动的一章中。”（《资本论》）但《资本论》中有关雇佣劳动的这一章一直没写出来：这种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重新区分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无法解答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定义方方面面都濒于崩溃，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这样写的：“当劳动生产自己的对立物（资本）时，它就是生产性的。”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当劳动像今天这种“集体劳动者”的情形一样，终于再生产自身时，它就不再是生产性的了。定义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结论，这一定义甚至没有考虑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扎根在被中和的劳动中，资本正是在这种劳动中挫败了“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危险的确定性，并且开始确立自己真实的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全社会。马克思以蔑视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式回避了劳动的真正定义，但资本的策略却建立在这个定义上。 “生产满足的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非生产性消费，只要它创造或再创造资本，它就是生产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里的悖论在于，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定义，人类劳动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成为非生产性的，但这并没有显著地阻止资本加强统治。其实，这一切全是弄虚作假，不存在两种或三种类型的劳动 ① ，正是资本自己向马克思提示了这些精巧的区分，而资本却从来没有愚蠢到相信这一切，它总是“天真地”避开这一切。只存在一种类型的劳动，因此只需一个基本的定义，可惜马克思弃之不顾的正是这一定义。如果今天有一个所有劳动都符合的惟一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劳动/服务的定义，就是这个杂交的、古老的、未经分析的范畴，而不是那个经典的、被假设为普遍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定义。 劳动/服务：这里不是就封建意义而言，因为这种劳动已经丧失了它在封建语境中曾有的义务和互惠的意义，这里是就马克思指出的意义而言：在服务中，贡赋与贡赋交纳者密不可分——在资本的生产本位主义观点看来，这是古老的方面，但如果人们把资本理解为统治系统，理解为“依附”劳动社会的系统，即依附某种以资本作为游戏规则的政治社会的系统，那么这也是基本的方面。我们正处于这种社会（如果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这种社会）：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显示劳动，这就如同显示在场，显示效忠。从这个意义上说，贡赋与贡赋交纳者确实密不可分。身体、时间、空间、智力的投入，这就是提供的服务。从个人指数计算的角度看，这种服务是否还生产则无关紧要。显然，剩余价值消失了，工资改变了意义，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资本向封建主义的“倒退”，而是资本向真实统治的过渡，即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重新整合”劳动的努力正以此为目的：这些努力倾向于把劳动变为完全的服务，因此贡赋交纳者越来越少地缺席，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牵连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因为自由时间意味着相同的动员和投资（或相同的生产性撤资），所以它今天也是一种相同资格的提供的服务 ① ，它也完全有理由得到工资（而且这也并非不可能 ② ）。总之，不仅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想像的区别崩溃了，而且劳动和其余一切之间的区别本身也崩溃了。劳动这个词项不再有特定的意义了。马克思没写《资本论》那一章，他这样做说到底是对的：他预先就被判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