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劳动 1

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操作，它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重叠。正是符号层面上，而从来不是能量层面上，存在着基本的暴力。资本的机制（而不是它的法则）依靠的是剩余价值——工资和劳动力的非等价关系。但即使两者之间有等价关系——剩余价值的终结，甚至即使工资被取消了（劳动力的出售被取消了），人类仍将带有这种公理的标志，带有这种生产命运的标志，带有这种像性别一样穿越他们的劳动圣事的标志。劳动者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男人或女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性别，即这种把他指派给一个目的的劳动力，他带有这种劳动力的标志，如同女人带有性别标志（她的性别定义），如同黑人带有肤色标志——女人和黑人自己也是符号，仅仅是符号。 必须区分仅仅属于生产方式的东西和属于生产代码的东西。劳动力在成为商品价值规律的要素之前，首先是一种地位，一种服从代码的结构。它在成为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之前，像任何商品一样，已经是价值中自然操作的符号了，生产正是由此定义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而非其他任何文化的基本公理。比数量等价关系更深地在商品下面流传的首先是如下的信息：把自然（和人）从不确定性中拉出来，使其服从价值的确定性。这是我们可以在推土机、高速公路、“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中，在生产时代的文明化狂热中体验到的，这种狂热不留任何一点非生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签署生产之名，甚至不是为了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今天的生产与这种代码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吗？现在重新变得和工业时代初期一样清楚，那时与机器打交道，就像与绝对的敌人打交道，这些敌人具有完全的摧毁力，生产的历史辩证法的温柔梦想是在此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几乎到处都出现的卢德派实践、攻击生产工具（首先是攻击作为生产力的自身）的野蛮行为、猖獗的破坏活动和旷工，这一切意味深长地说明了生产秩序的脆弱性。如果这些机器是生产资料，如果它们将来的使用价值仍然模糊不清，那么破坏机器就是一种反常行为。但如果这种生产的目的崩溃了，那么对资料的崇拜也就崩溃了，此时机器就会根据自己的真正目的，作为死亡的社会关系的直接、即时的操作符号而显现，资本正是依赖这一社会关系而生存的。此时什么也不能阻止对机器的即时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德派对工业秩序泛滥的影响的认识远比马克思更清晰，卢德派在今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了报复，而马克思却在生产力的辩证法的惬意中把我们引入歧途，带到了这一过程的灾难性终点。ˇ 说劳动是符号，这里的意思不是指那些可能与某种类型的劳动相联系的声望内涵，甚至不是指雇佣劳动所构成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例如阿尔及利亚移民在自己的部落共同体的目光中就是如此，上阿特拉斯山区的摩洛哥儿童惟一的梦想就是去森卡企业劳动，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中，劳动指涉的是一种特有的价值——地位的提高或差异。在目前的剧本中，劳动不再从属于符号的这种参照性定义。不再有某种类型的劳动或一般劳动的特殊意义，但有一种劳动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个岗位可以相互交换。不再有“人地相宜，各得其所”：这是生产的科学理想主义的古老格言。不过同样也不再有可以互换但在确定的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个体。劳动过程本身变得可以互换了：这是一种变动的、多价的、间断的收容结构，它对任何目标都无动于衷，甚至对那种在古典操作中理解的劳动本身都无动于衷，它仅用来在社会网络中定位每人，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东西都不在任何地方会合，除非在操作性网络分区的内在性中会合，无论这种分区是按照相同词根来罗列所有个体的纵聚合，还是按照不定组合语式来联系所有个体的横组合。 劳动（包括休闲形式的劳动）按照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作为根本的压迫，作为控制，作为对某些受到调节的时间和地点的永久占领，侵入了全部的生活。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这是永久的总动员。但这种劳动不再是原意的生产性劳动：从此它只是社会之镜，只是社会的想像，只是幻想的现实原则。这也许就是死亡冲动。 当前围绕着劳动而展开的所有策略都以此为目的：岗位责任制、弹性工作制、流动、进修、终身教育、自主、自主管理、劳动过程分散化，直至加利福尼亚家庭数字化劳动的乌托邦。人们不再野蛮地把你们从生活中拉出来交给机器，人们把你们以及你们的童年、怪癖、人际关系、潜意识冲动和对劳动的拒绝本身一起纳入机器，人们会为你们和这一切找到一个位置，或者是个性化工作，或者在没有工作时就是按照你们的个人数据计算的失业津贴——总之，人们永远不会再抛弃你们。重要的是每人都成为整个网络的终端，虽然是微小的终端，但仍是一个词项（尤其是不能出现未连接的喊声），这是语言的词项，它处在语言整个结构网络的终点。选择劳动，让劳动适合每一个人，这种乌托邦意味着赌注已下，意味着收容结构已经完整。劳动力不再被粗暴地买卖，它自我指称，自我交易，自我推销——生产与消费符号系统连接在一起了。 第一阶段的分析曾把消费领域设想为生产力领域的延伸。现在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必须设想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理解为普遍化公理系统的领域、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生活总体设计的领域。它包括知识、认识、态度（韦尔［D.Verres］说：“为什么不把职员的态度当做老板可以利用的资源之一呢？”），但也包括性、身体、想像力（韦尔说：“想像力是惟一仍然与快乐原则相联系的东西，而精神机制已经从属于现实原则。必须结束这种浪费。让想像力如同生产力一样现实化吧，让它赋予自己权力吧。想像力执政：专家政治的口号。”），还包括潜意识、革命，等等。是的，这一切都正在价值领域“投资”并被吸收，但这里主要不是商品价值，而是计算价值，即这一切不是为了生产而被调动，而是作为操作变量被编目，被传唤，被勒令运转，不是变为生产力，而是变为代码棋盘上那些遵守相同游戏规则的棋子。生产的公理仍然倾向于把一切都仅仅简化成要素，代码的公理则把一切都简化成变量。前者通向一些力量的等式与平衡，后者则通向一些变动而随机的集合，这些集合不是通过兼并而是通过连接来中和那些抵制它们或躲避它们的东西。 ˇ 这一切超越了“劳动科学组织”，尽管这一组织的出现确立了代码投资的基本标志。我们可以区分两个阶段： 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接替它的是机器和固定资本占优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客体化劳动不是一种被当做劳动工具的简单产品，而是生产力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种客体化劳动的积累作为生产力取代活的劳动，然后通过知识积累而无限地增殖：“此时社会智力的知识、技能以及所有总生产力的积累就被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中：从此生产力就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性，更准确地说，作为固定资本的一种特性而出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