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生产的终结

我们处在生产的末期。在西方，生产这一形式是和商品价值规律的陈述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和政治经济学的统治同时出现。此前，严格地说，什么都不是生产的：一切都是通过某种体制的恩惠（上帝）或奖赏（自然）演绎出来的，这种体制可能给予也可能拒绝给予财富。价值来自神圣性质或自然性质的统治（对我们而言，这两种性质在回顾中混淆了）。重农主义者也这样看待土地和劳动的循环：劳动没有自身价值。我们可以质疑是否存在真正的价值规律，因为这一规律是施与的，它的表达没能成为理性。它的形式没有摆脱束缚，因为它与无穷无尽的参照实体联系在一起。即使真有规律，有的也只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它与商品规律对立。 一种突变动摇了这座建筑——财富自然分配或免予的建筑——既然价值成为生产出来的价值，那么它的参照就是劳动，它的规律就是所有劳动的一般等价关系。从此人类劳动（社会劳动）明确而理性的操作就被赋予了价值。它是可以测量的，因此也就有了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了，它的参照是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只有生产的概念才能通过对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分析来暴露一种剩余（剩余价值），这种剩余带来了资本的理性动力，并且进一步带来了革命的理性动力。 今天，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又全变了。生产、商品形式、劳动力、等价关系和剩余价值曾经描绘出一种数量的、物质的、可测的形态，但对我们而言这已经过去了。生产力曾经还描绘出一种社会财富的参照——这虽然与生产关系矛盾，但仍不失为一种参照。以前，生产内容还是一种被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的基础和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内在批判的基础。革命的要求正建立在废除商品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然而，我们从价值的商品规律过渡到了价值的结构规律，这是和那种被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消失同时发生的。从此我们是否仍处在某种资本主义方式中呢？我们可能是处在一种超资本主义方式中，或处在一种非常不同的秩序中。资本形式是与一般的价值规律相联系还是与某种确定的价值形式相联系？（甚至也许我们已经完全处在一种社会主义方式中了？也许资本在结构价值规律影响下的变形只不过是它的社会主义完成？唉！）如果资本的生死取决于价值的商品规律——如果革命取决于生产方式，那么我们就既不再处于资本中，也不再处于革命中。如果革命就在于解放人类的总体社会生产，那么未来就不会再有革命——因为不再有生产。相反，如果资本是一种统治方式，那么我们就确实还一直处在资本中，因为这种结构价值规律就像剩余价值一样，是最纯粹而难以辨认的社会统治形式，它无法再在统治阶级或力量关系中找到参照，它没有暴力，它完全被吸收却没有在困扰我们的符号中留下血迹，它在各处的代码中起作用，资本在这样的代码中终于可以发表自己最纯粹的话语了，超越了工业、商业、金融等方言，超越了它在自己的“生产”阶段所讲的阶级方言。象征暴力铭刻在各处的符号中，甚至铭刻在革命符号中。 价值的结构革命摧毁了“革命”的基础。参照的丧失首先致命地影响了革命参照，这些革命参照在生产的任何社会实体中，在劳动力的任何真相中都再也找不到颠覆的确信性了。因为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相互替换。它被不折不扣地“异化”，不再是孕育特殊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实践”的场所。从此，它就像大部分实践一样，仅仅是一整套描述特征的操作。它进入了生活的总体设计，即进入了符号构成的框架。它甚至不再是那种受难，不再是那种作为最终解放（或者像在利奥塔尔那里，作为工人的享乐空间，即强烈的欲望在价值堕落和资本规则中的满足）的反面许诺而起作用的历史性卖淫。这一切都不再真实了。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或里比多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这就是符号的操作，它在空洞地影射自己所指称的事物之后，在自身得到重复。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无论如何，一种目的性渗透了劳动——尽管劳动者消失在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中，但把生产过程当成一种荒谬的重复，这是不真实的。劳动作为商品，通过自己的堕落本身，引发社会革命，这一商品的潜力总是超出价值的简单再生产。 今天不是这样了：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不再有生产神话，不再有生产内容：国民资产负债表从此描述的只是没有意义的统计学数字增长——这是一种会计符号的通胀，人们甚至不能成功地让集体意志对这些符号产生幻想。增长的夸张本身也死了，如同生产的夸张一样，增长是生产最后一次疯狂而偏执地勃起——今天已经在数字中软下来了——没有人再相信了。但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通过仪式和符号达到的社会化远比通过生产的相关能量达到的社会化更有效。人们不是要求你们生产，不是要求你们努力超越自身（其实这种古典伦理是可疑的），而是要求你们社会化。这是要求你们按照在此处具有全部社会规模的结构定义，仅仅作为相互之间各自的词项而获得价值。这是要求你们在生产的总剧本中作为符号来运转，如同劳动和生产从此只是作为符号，作为可以和非劳动、消费、交流等替换的词项来运转一样。这是一种多重的、连续的、缠绕的关系，是和其他符号一起构成的整个网络。劳动就这样被掏空了自己的能量和实体，作为社会仿真的模式复活了，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所有范畴都带入代码的随机领域。 这里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奇特性：突然陷入某种第二存在，与你们先前丰富多彩的生活相分离，因为在过去，劳动的传统过程具有一种熟悉性和一种亲密性，甚至剥削的具体性和劳动的暴力社会性也有一种近似意义。今天全都不同了：这并非由于经常被人描述的劳动过程的操作性抽象化——而是由于劳动的所有意指都进入了实用性场所，意指在这里成为一种浮动变量，带走了先前生活的全部想像。ˇ 除了作为方式的生产自主化之外（除了内在于方式的动荡、矛盾和革命之外），还应该让生产的代码也显现出来。这是生产在今天获得的维度，即在“唯物主义”历史结束时获得的维度，这一历史成功地把生产合法化为社会真实运动的原则（对马克思而言，艺术、宗教、法律等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只有生产才有历史，甚至：它就是历史，它创造历史。劳动和生产通过难以置信的虚构，成为历史理性，成为总体的完成模式）。 这种宗教式生产自主化的终结让人隐约看到，这一切也可能是在不久前生产出来的（这次生产的意思是导演和编辑），而且其目的完全不同于生产分泌出来的内在目的性（包括革命）。把生产作为代码来分析，这就要穿越机器、工厂、劳动时间、产品、工资、金钱等物质证据，还要穿越剩余价值、市场、资本等更为形式化但同样“客观”的证据，以便发现游戏规则；这就要摧毁各种资本机制的逻辑联系，甚至摧毁各种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批判联系（这些范畴虽然在分析资本，但仍然只属于资本的第二度表象，即资本的批判表象），以便发现生产的基本能指，发现生产建立的、一直埋藏在生产者（以及理论家）的历史幻觉下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