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价值的结构革命

索绪尔把语言的词项与货币相比，区分了词项交换的两个维度：一枚钱币应当可以交换某种价值的真实财产，另外它也应当可以被放入与货币系统各项的关系中。他越来越把价值一词专用于这后一个方面：各项之间的相关性，它内在于总系统，是由区分性对立构成的——这和另外一种可能的价值定义形成对照：每个词项与自己的指称物的关系，每个能指与自己的所指的关系，如同每枚钱币与人们在交换中可以获得的物品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对应于语言的结构维度，第二个方面对应于语言的功能维度。这两个维度是有区别的，但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构成了语言符号“古典”形态的特征，即置于商品价值规律下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指称似乎永远是语言结构操作的目的性。在这个“古典”的意指阶段，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做的分析：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系统的远景和目的性而起作用，前者说明了商品在消费中的具体操作（这是与符号指称的时刻相对应的时刻），后者涉及一切商品在等价法则下的相互可交换性（这是与符号结构组织的时刻相对应的时刻）——这两种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自始至终都辩证地连接在一起，定义了由政治经济学管理的生产所具有的合理形态。 革命结束了价值的这种“古典”经济学，价值本身的革命超越了它的商品形式，达到了它的激进形式。 这场革命就在于断开了价值的两个方面，以前人们却可能认为它们是一致的，而且似乎被一种自然法则永恒地连接在一起。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结构维度自主化，参照维度被排除，前者建立在后者的死亡之上。生产、意指、情感、实体、历史等各种参照都终结了，这种与“真实”内容相对应的等价关系全终结了，“真实”内容过去一直在用某种有效的负荷和重力填充着符号——这是它的再现等价物的形式。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决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以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这一游戏接替了以前那种确定的等价法则。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层面上也有相同的操作：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制的参照。货币与符号的浮动、“需求”与生产目的性的浮动、劳动本身的浮动——所有这些词项都可以相互替换，它们带来了无边无际的投机和通胀（我们确实处在完全的自由中——情感疏远，义务消失，幻想普遍破灭：过去，某种魔法，某种魔法义务使符号与真实捆绑在一起，资本把符号从这种“幼稚性”中解放出来，将其投入纯粹的流通）——所有这一切，不论是索绪尔还是马克思都没有预见到：他们还处在符号与真实的辩证法的黄金时代，这同时也是资本与价值的“古典”时期。在这种神奇的价值自主化的打击下，他们的辩证法四分五裂，真实死了，确定性死了，不确定性成为主宰。曾经确实发生过生产真实、意指真实的灭绝（此词的字面意义） ① 。 ˇ 价值规律的结构革命是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指明的，但这种提法只是权宜之计，因为： 1.这里涉及的还是政治经济学吗？还是的。理由就在于这里涉及的确实还是价值和价值规律，但影响政治经济学的突变是如此深刻，如此关键，所有的内容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甚至被清除，以至这一提法只是暗示性质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政治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一直是“摧毁”那些由价值支配的社会关系，但这里涉及的早已不是经济学了。 2.“符号”一词本身也只有暗示价值。因为价值的结构规律既影响意指，也影响其余的一切，它的形式不是一般的符号形式，而是某种作为代码形式的组织——然而，并非所有符号都受代码支配。价值的商品规律并不意味着随便哪种在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体制，反过来说，价值的结构规律也不意味着随便哪种符号优势。这里的幻觉来自如下事实：前一个规律是伴随着马克思，在商品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后一个规律是伴随着索绪尔，在语言符号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应该破除这种幻觉。价值的商品规律是一种等价法则，这一法则在所有领域都起作用：它同样也指称符号形态，在这种符号形态中，能指和所指的等价关系使得参照内容可以进行受到调节的交换。因此，价值的这一古典规律同时依赖各种体制（语言、生产等），但这些体制由于参照领域不同，仍然是有?别的。 反过来说，价值的结构规律意味着各个领域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这涉及它们特有的内容（因此也涉及从符号的确定领域向代码的不确定性的过渡）。物质生产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互交换各自的内容，这种说法仍然远不够正确：这些领域作为原貌完全消失了，它们丧失了各自的特性，同时也丧失了确定性，但这有利于一种价值形式，有利于一种更普遍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中指称和生产相互摧毁。 “符号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到符号范围接受检验的结果，而价值的结构形态则完完全全地结束了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同时也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这一切都和代码一起跌入仿真。严格地说，不论是符号的“古典”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并没有停止存在：它们有第二存在，它们变为一种幽灵般的威慑原则。 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 终结这一切的并不是革命，而是资本本身。正是资本通过生产方式废除了社会确定性。正是它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而且也是它在控制着系统目前的全部策略。ˇ 这种历史和社会的突变清楚地显现在各个层面上。仿真时代就这样通过以前矛盾的或辩证对立的词项的可互换性而全面开始了。到处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出现的仿象：时尚中美与丑的互换、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互换、一切传媒信息中真与假的互换、物体层面上有用与无用的互换、一切意指层面上自然与文化的互换。所有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实践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我们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一切都变得不可判定，这是代码统治的典型效果，它在各处都安居在中和与随意的原则中 ① 。这就是资本的普及化妓院，不是卖淫的妓院，而是替代和互换的妓院。 这一过程早就在文化、艺术、政治中，甚至在性关系中（即在那些所谓的“上层建筑”领域中）开始了，今天则影响到经济本身，即所谓的“经济基础”的领域。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相同的不确定性。当然，与经济确定性一起消失的是任何把经济设想为起决定作用的体制的可能性。 因为，两个世纪以来（至少是从马克思以来），历史确定性正是围绕着经济形成的，所以应该首先从这里开始理解代码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