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性别——给人以公正：性别再分配及变性寓言

3.给人以公正：性别再分配及变性寓言 我要用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来作为我的出发点，即制约的权力，或是说，一种或多或少决定了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是什么的权力。我这里说的权力并不只是指它在司法上的意义或正面的意义；我指的是某种制约制度的运作，这种运作既涉及法律，但又超越了法律。人这个概念得以出现、得以被承认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怎样的条件决定了某个主体成为被爱的对象？当我们问起这些问题时，我们是对由规范、实践构成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条件提出问题，这些条件已经变成了一种前提，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想象和人有关的一切。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讨论可理解性的可变形式与人的出现及其可知性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控制了我们的可理解性，也因为世上还存在着某种认知方式和真理模式来强制地定义了什么是可理解性。 在福柯的理论中，这被描述为关于真理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权力关系预先决定了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算作真理，哪些东西以正常的和能够变得正常的方式维持了世界的秩序，以及究竟什么会被我们接受为与生俱来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以下问题来理解这个观点的重要之处：什么能算作人？什么能算作协调的性别？什么人有资格成为公民？谁的世界被法律认可为真实的？我们也可以主观地问：如果在一个世界中，主体的意义和限制都为我预先决定了，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当我开始询问我会变成什么时，是什么规范约束了我？如果我开始变成在特定真理政权下没有位置的"人"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过程就是被福柯描述为"在真理政治的游戏中对主体的去屈服化"（《什么是批评？》第39页）。 另一种提问的方式是这样的："在当代的生存秩序中，我能成为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引出如果我不成为什么或是在生存领域中占据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位置会怎样的问题。作为既没有被完全否定又没有被完全承认的存在去生活、去呼吸、去爱会是怎样的情形？可理解性和人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个紧迫的问题，它在人这个概念遭遇可理解性的局限的那些要点上承载着一定的理论迫切性。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质询与正义这个问题有重要关系。正义不仅仅是一个人受到什么待遇或社会是怎样构成的的问题。它也和以下重要问题有关：一个人是什么？要分派人的特质(personhood)时，哪些社会规范会得到使用和表达？我们要不要把鲜活的他人认可为人怎样取决于我们是否在这个人的身体上找到某种规范的体现的？我们把一个人看成是具有性别的存在所依据的标准--这个标准把和谐的性别当作做人的资格的前提--不仅仅是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人，它还告诉我们在以下情况下认可或不认可自己的方式：在感情、欲望、身体等层面上，在镜子面前，在窗户面前，以及在我们向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及医疗和法律专家商讨如果一个人的性别不能得到认可因而一个人做人的资格不被认可是什么感觉的时刻。 我想分析一下以下这个法律的及精神病学的案例。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毫无问题就被看成是一个男孩，但几个月后又被看成是个女孩，而这个人在自己十几岁时决定变成一名男性。这就是大卫·莱默的故事，这个故事被称为"琼/约翰案例"。这个案例因为被BBC和各种流行杂志、心理杂志、医学杂志报道而引起了公众关注。我的分析是建立在几个文件基础上的：内分泌学家弥尔顿·戴尔蒙德医生的一篇文章，《滚石》杂志记者约翰·克拉平托写的大众读物《自然造就了他》，还有约翰·马尼的若干发表了的作品，以及安·福斯特－斯特琳和苏珊·凯斯勒的重要近作中的评论。大卫·莱默现在已经公开地和媒体谈话了，并且不再使用弥尔顿·戴尔蒙德及其同事为他选定的假名生活。童年的某个时候，大卫变成了"布伦达"，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不把他称为琼或约翰，因为这些都不是他的名字；我将使用他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他。 大卫天生具有XY染色体。在８个月的时候，在对影响排尿的包皮过长的修复性外科手术中，他的阴茎意外地烧伤并被切除了。这种包皮手术本来没什么风险，但为大卫做手术的医生使用了一种新机器。很明显，这名医生从未使用过这种机器，而且据他的一名同事宣称，其实这个手术没必要用这种机器。他在机器的使用中出了麻烦，所以增加了机器的马力，最终使它烧去了大卫的阴茎的主要部分。大卫的父母当然极为震惊，而根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故大约一年之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在看电视，在电视上他们看到约翰·马尼在谈论变性手术及针对双性人的手术。马尼的观点是，如果一名儿童接受手术，并以和出生时不同的性别来进行社会化的话，就能对新性别适应得很好，会过上幸福生活。大卫的父母给马尼写了信，而马尼邀请他们去了巴尔地摩。因此，大卫随后就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约翰·马尼医生极力建议把大卫当成一名女孩来养大。大卫的父母同意了，医生们于是摘除了大卫的睾丸，并为手术创造阴道作了初步准备。但他们随即决定要等布伦达--这是这个孩子的新名字--再大一些再完成这一步。因此，布伦达作为一名女孩长大了，定期受到约翰·马尼的性别身份研究所的监控。他们已确定布伦达能适应成为一名女孩。在8岁和9岁之间，布伦达发现自己出现了买玩具机关枪的欲望。在9岁和11岁之间，她开始产生自己不是女孩的意识。这种意识似乎和购买某些种类玩具的欲望巧合在一起：她想要更多的枪支以及玩具卡车。尽管没有阴茎，布伦达喜欢站着撒尿。在学校她有一次被发现以这样的姿势小便，而别的女孩威胁说，如果她再这样就"杀死"她。 这个时候，间断地监控着布伦达的性别适应的精神病学小组想给她用雌激素，但她拒绝了。马尼试图说服她造一个真正的阴道，但她还是拒绝了。实际上，她从谈话的房间尖叫着跑开了。马尼让她看充满性意味的阴道图片。马尼甚至给布伦达看女人生孩子的图片，保证说，只要布伦达有了阴道，就也能生孩子。其中一个场景可能成了最近一部电影《但我是名啦啦队员！》效仿的一幕：布伦达和哥哥被命令和对方一起摹仿性交活动。他们后来都报告说被这个要求吓坏了。他们感到很迷惑，但没有立即告诉他们的父母。据称，布伦达喜欢男性行为，而且不喜欢乳房发育。所有这些关于布伦达的特征都是另一群医生得出的结论，他们是布伦达居住地医院的精神病学家。这些当地精神病学家和医疗工作者干预了这个案例，他们相信一个性别再分配的错误已经犯下，而最终，这个病例得到了弥尔顿·戴尔蒙德的审阅。这名性学研究者相信以荷尔蒙为基础的性别身份，而且已经和马尼论战了多年。这群新的精神病学家和医生给了布伦达重新选择道路的机会，而她接受了这个机会。她于是在14岁的时候开始男孩的生活，并将名字改为大卫。这个时候，大卫开始要求并接受男性荷尔蒙注射，并切除了他的乳房。在他15岁到16岁之间，大卫接受了阴茎再造手术。据报道，大卫不会射精，尽管他在那个部位能感到快感。他从它的基部小便。这个阴茎只具有预期的一部分功能，而且，就像我们将要看到那样，它只让大卫以一种不明朗的方式进入社会规范。 在大卫还是布伦达期间，马尼继续发表文章赞扬这个性别再塑的案例。这个案例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布伦达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孪生兄弟，因而，在假设他们俩有完全一样的基因组成的同时，马尼能够同时追踪兄弟俩的发展情况。他坚持说，他们俩都正常地发展，愉快地进入各自不同的性别中去了。但他自己记录下来的采访（大多数没有发表）以及后来的研究让人对他的诚实产生了疑问。布伦达很难说是开心的，他拒绝适应许多所谓的女孩行为，马尼侵犯性的、经常的询问使他又吃惊又愤怒。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的记录宣称，布伦达对女孩身份的适应是"成功的"，而且这些记录很快做出了深具意识形态意味的结论。约翰·马尼主持的监控布伦达的性别身份诊所总结说，布伦达作为女孩的成功发展"提供了可信证据证明一个正常儿童出生的时候，性别身份的大门是敞开的，就像出生时性器官发育不完全的婴儿或出生前对男性荷尔蒙暴露过度或不足的婴儿一样。而这个大门的敞开大约可以持续到出生一年以后"（马尼和格林，第299页）。的确，这个案例被大众媒体用来说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是可以改变的，这些文化概念没有固定的意义或内在定数，它们都比原先想象的更有可塑性。连凯特·米莱都引用这个案例来证明说生物不能决定一切。而苏珊·凯斯勒也和马尼合写了支持社会性建构理论的文章。后来，凯斯勒拒绝承认这个合作，并写出了关于性再塑的伦理维度和医学维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来自双性兼具的领悟》，这本书包含了对马尼本人的尖锐批评。 马尼对布伦达使用的方法是请男变女变性者和布伦达谈论成为女孩的好处。布伦达不得不接受无数访问，被一再问起她是否觉得自己像个女孩，她的欲望是什么，她对未来的构想是什么，这个未来是否包括和一个男人结婚。布伦达也被要求脱去衣服，把性器官展示给对这个案例有兴趣的或监测这个案例的医疗工作者看。 当这个案例被拿到媒体上讨论时，当精神病学家和医疗工作者提到它时，他们的做法是批评约翰·马尼的研究所在这个案例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这个研究所是如何迅速地利用布伦达来作为证明自己的理论的例子的：这个研究所的理论认为，性别在童年早期是中性的，性别是可塑的，社会化在性别身份的制造中具有首要地位。但实际上，这并不完全是马尼所相信的一切，但我在这里不打算深究这个问题。那些已经对这个案例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个案例给我们展示了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他们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大卫发现自己朝着男孩的方向变化、发现继续作为女孩生活难以忍受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大卫经历的是一种极深的对性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和他原本的性器官有关，它作为一种内在真理和必需而存在，无论经历多少社会化都不能改变它。这既是克拉平托也是弥尔顿·戴尔蒙德的看法。因此，现在布伦达/大卫这个案例被用来修正和逆转发展观的性别理论，因而为与马尼观点相反的看法提供了证据，支持了一种本质上的性别核心的概念，而这种概念与人体解剖和生物决定论有某种不可逆转的(irreversible)联系。的确，克拉平托清楚地把马尼对布伦达的残酷和社会建构理论的"残酷"联系在一起，认为马尼在70年代早期拒绝为性别差异找出一种生物基础或解剖基础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对那时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产生影响，而这场运动多年来一直反对性别差异具有生物基础这种说法"。他宣称，马尼发表的文章"已经被作为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基石之一"（第69页）。他引用《时代》杂志，认为当这个杂志争论说这个案例"为妇女解放倡导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提供了支持：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常规性模式是可以改变的……"（第69页）时，就已经卷入到对马尼观点的误导性使用中去了。的确，克拉平托接下来谈到，利用手术重塑性别的人以期能像个"正常的"和"典型的"女人或男人那样生活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他认为正常状态是永远不能获取的，因而常态(normalcy)本身具有不可置疑的价值。 当娜塔莉·安伊埃在《纽约时报》（1997年3月14日）报道对马尼理论的驳斥时，她宣称说，大卫的故事具有"寓言的力量"。但究竟是什么力量呢？这是个有结局的寓言吗？在那篇文章中，安伊埃报道说戴尔蒙德用这个案例提出了关于双性人手术的观点，并暗示了变性手术的成功只是相对的。比如，戴尔蒙德认为具有双性性征的婴儿，即那些出生就具有双性性器官特征的婴儿，一般都有一个Y染色体，而拥有Y染色体是得出这个孩子应该被当成男孩来抚养的结论的充分依据。实际上，就像切瑞·切斯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大多数具有双性性征的婴儿会被施行手术、被变成女性仅仅是因为造出一个临时阴道被认为比再造阴茎更容易。戴尔蒙德认为这些儿童应该被给予男性性别，因为Y染色体的存在是假定社会男性性征存在的充足基础。 实际上，北美双性兼具者协会的创办者和主席切斯对戴尔蒙德的建议表示了怀疑。她认为，尽管为了让一名儿童建立起稳定的社会身份，我们应该给予他/她性别分配，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应该介入，按照社会对那种性别的想象施行强制性手术来改变这个身体；安·福斯特－斯特琳也同意这一观点。这种"改正"的努力不仅侵犯了孩子，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想法：性别必须以单一的、规范性的方式在解剖的层面上被证实。性别是一种不同种类的身份，它和解剖的联系是复杂的。切斯认为，一名儿童在成熟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改变性别或是选用荷尔蒙或手术干预。这些决定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是在知情基础上做出的。确实，研究显示，有些时候，这些手术在父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施行了，而有时，在孩子几乎从未被真实地告知情况或是不等孩子长大可以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手术就已经被施行了。从某种角度看，最令人吃惊的是，手术会让这些身体陷入创伤状态。而悖论的是，这些损伤的出现以"看上去正常"的名义得到了理性解释，医疗工作者利用这样的说法来说明这些手术的正当性。他们经常对父母说，如果不手术，这个孩子将会看起来不正常，他/她在更衣室会感到羞耻（更衣室是青春前期对即将来临的性别发展感到焦虑的场所），如果孩子看上去正常对他／她会更好，虽然这样的手术会永远剥夺他／她的性功能和快感。因此，虽然一些专家（比如马尼）宣称，如果阴茎全部缺失的话，就应该把孩子当作女孩抚养，但另一些人（比如戴尔蒙德）则认为，Y染色体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根据，它会在对男性特质的持续体验中显现出来，是不能被后天改变的。 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一个人面对别人看自己的目光时，他/她在解剖上看起来像什么、别人和自己会怎样看待自己--这种情况构成了女人或男人的社会身份的基础。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一基础则是Y染色体的基因存在是如何以默契的方式构建作为某种生理性别的人所具有的情感和自我理解的。因此，马尼认为手术可以轻易地塑造一个女性身体，就好像女性特质不过就是一种手术塑造、一种消除、一种割舍。戴尔蒙德认为男性特质是一种不可见的、必然的持续存在，它无需"现身"就可以作为性别身份的重要特征产生作用。当安伊埃问切斯是否赞同戴尔蒙德对针对双性兼具者进行手术的建议时，切斯回答说："他们绝不会拉下哪一个人不管的"。的确，他们是不是为了创造一种"看起来正常"的身体才建议施行手术的？手术产生的损伤和疤痕似乎并没有让他们明白这些损伤才是手术的真正结果。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些身体"不可想象"，才被医疗机械的手术打下终生烙印的？ 这里出现了另一个悖论--我希望能在别的地方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即锋利机械及手术刀技术在关于双性兼具问题和变性问题的讨论中的地位。如果大卫/布伦达案例是个寓言或具有寓言的力量的话，这就成了关于双性兼具（大卫并不是双性兼具者）及变性（大卫不是变性人）问题的讨论汇聚的场所。虽然这个身体与用它来作参照点的叙述并没有关系，但这种叙述还是攫住了这具身体，以求引发出关于对人的想像所存在的局限的叙述。不可想象的东西通过叙述手段被一再想象，但某种东西留在了叙述之外，即一个充满抵抗意味的时刻，它标志着持久存在的不可想象性。 双性兼具运动无视戴尔蒙德的建议，还是被布伦达/大卫案例大大地刺激了。而且，这个案例让公众看到了对兼具双性体征的婴儿施行的非己所愿的手术的残忍性、强直性和造成的长久伤害。这里的要点是，我们要试着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具有混合性征的个体无须把自己转化为与社会更一致、更符合规范的性别而依然会被接受、被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性兼具运动试图质问为什么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儿童的染色体是多样的，而且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连续状态(continuum)说明了把性别二态性作为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的随意性和错误性，但社会还是要坚持性别二态性的理想形式。换句话说，在这个二元关系的缝隙之间，还有人在呼吸、生活着，这就说明，这个二元关系并不涵括一切，也是不必要的。尽管变性运动--这个运动内部也具有多样性--呼吁得到进行手术的权利以使性别得以改变，但很明显的是，当前，对变性运动内部存在的理想化的性别二态性也有着严肃而且日渐盛行的批评，比如，来自切斯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在里基·威尔沁斯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威尔沁斯的性别理论则为作为一种转化实践的变性提供了空间。但最戏剧性地表达这个观点的是凯特·伯恩斯坦，她认为，不论是从女到男还是从男到女都没有必要待在性别的二元框架里，而是要把转变本身当成是性别的意义。从某种角度看，凯特·伯恩斯坦继承了西蒙·德·波芙娃的衣钵：如果一个人不是生为女人的，而是逐渐变成女人的，那么，变化就是性别本身的载体。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大卫这个案例会让我们思考变性的问题？ 尽管大卫最后宣布说他倾向成为一名男人，我们并不清楚大卫本人是否相信Y染色体具有根本的决定力量。戴尔蒙德在大卫身上找到了对自己理论的支持，但我们并不清楚大卫是否赞同戴尔蒙德的观点。大卫清楚地了解荷尔蒙的用途，他曾要求并使用了荷尔蒙。大卫从变性的例子上获知阴茎再造技术，他要求进行再造手术，而实际上也接受了这个手术，因此，虽然确切说这不是一个变性转化的例子，但他把这种转化寓言化了。在他看来，他天生就是一名男性，只是被医疗机构切除了阴茎，又被精神病学界变成了女性，最后才又得以回复到他自己。但为了回复到他自己，他就必须接受--他也希望并得到了--荷尔蒙治疗和手术。他寓言化的变性的目的是要取得一种自然的感觉。而这种转化受到了研究这个案例的内分泌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他现在的外貌和他的内在真实一致了。马尼研究所征募了变性人指导布伦达怎样做女人，但那些内分泌学家以正常化的名义给大卫开出了一个变性方案，以使他以自然的名义重新接受自己的基因定数。 而且，尽管马尼的研究所招募了变性人,以帮助布伦达能完全变成女人，但那些内分泌学家则建议使用变形手术重造阴茎，以使大卫更像个男人。重要的是，对马尼而言，决定性别的可理解性的规范是那些能被强加的、行为上能体现出来的规范，因此，他的观点认为，性别的可塑性需要强制实施。而那些内分泌学家所维护的"自然"也需要得到手术及荷尔蒙手段的帮助，也就是说，对解剖和生物学进行的某种非自然干预正是自然所要求的。因此，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的主要前提都和实施它所采用的手段是相矛盾的。可塑性是用暴力的手段强加于人的，而自然性是人为引发的。有多种方式来讨论与马尼的项目毫不相干的社会建构理论，但这不是我在这里的目的。而且，无疑也有办法援引基因决定论而又不得出戴尔蒙德和西格蒙德森得出的支持干预的相同结论。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自然及规范性性别的倡导者们给出的指令并不一定是从他们作为出发点的假设得出的，而且，他们作为出发点的假设本身并不具有必然性。（比如，我们完全可以把性别建构理论和性别规范性的假说分开而得到一种和马尼提供的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建构理论；我们也可以接受基因因素的说法而不一定非要认为它们是在我们想要理解一个人的性征时必须考虑的唯一的"自然"因素：为什么Y染色体被认为是男性特质的唯一和首要决定因素？为什么它行使着优先于其他所有因素的权利？） 我对你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并告诉你它是如何被性别理论利用了的，是想说明，这个故事实际上并不能为以上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提供证据。我还想说，我们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解读这个故事，这种方式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社会性建构理论，同时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性别本质论。实际上，我想在此强调的是一种学科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布伦达/大卫发展了一种自我报告和自我理解的话语，因为它构成了标示可理解性的坐标，根据这个坐标，他自己作为人的资格被质询、被肯定。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究竟什么东西才能被当成是决定性别真理的证据，似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住，布伦达/大卫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受到了心理小组的严密监控。医生们观察着她的行为，让她和她兄弟在他们面前脱去衣服，以测量他们的性器官发育情况，有的医生还让她和兄弟进行交配戏仿，让他们看各种图片，让他们了解清楚的性器官的所谓常态，并产生想要拥有这种常态的愿望。一种知识机器被运用到布伦达/大卫这个人及其身体上，而大卫在讲述他对真实性别的感受时，也在对它做出反应，但这一点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被考虑进去。 这种自我报道和自我观察行为的发生有一个特定的观众群，这个观众群是想象中的受体。在这个观众群面前，一个关于自我的语言描述和视觉图像专门为这个观众群制造了出来。这些言语行为经常被发送给那些多年来一直无情地审视着布伦达的性别真相的人们。即使戴尔蒙德和西格蒙德森甚至是克拉平托是维护大卫并反对马尼的种种侵扰的，他们也在不断地询问大卫感觉如何、询问他是谁，并试图通过他提供的描述来确定他的性别真相。布伦达受到了这样的审视，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被不断地、一再要求屈从于一种规范，一种通过多种注视传达的规范化理想，一种运用于身体的规范，一套被一再提出的问题：这个人足够女性化吗？这个人做到了女性化吗？女性特质是不是在这里得到了合适的体现？这种体现起作用吗？为了要了解真相，可以列举什么样的证据？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我们必须要能够宣称我们了解，并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发表在职业杂志上进行交流，以证明我们的决定和行为的正确性。换句话说，这个做法质询的是，用来建立起完整人格的性别规范是否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了。这些探寻和调查可以被看成是实施这种规范的暴力性做法以及对这种实施力量的制度化。 近年来重新审视这个案例的儿科专家和精神病学家引用了大卫的自我描述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大卫对自认为是男性的感觉的叙述支持了认为大卫其实是男性、甚至当他还是布伦达时也是男性的说法。 大卫是这样对他的采访者描述自己的：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小事。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了不应该有的感觉。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自己是个怪人……我看着自己，说，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我不喜欢别人一直在给我的这些玩具。我喜欢和男孩们待在一起，爬树，或是做类似的事情，而女孩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看着镜子，[发现]我的肩膀[是]如此之宽，我是说，我身上没有任何女性的东西。我很瘦，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了。但我就[是]那样把这个问题弄清的。[我弄清了我是一个男孩，]但并不想承认这点。我明白，我不想以打开一个满是虫子的罐子来结束一切。（戴尔蒙德和西格蒙德森，第299-300页） 现在你已经读过大卫是怎样描述自己的了。因此，如果我在这里的部分任务是既对我自己的论题又对我为你勾勒出来的人做到公正的话（围绕着这个人，很多话已经被说过了，而这个人的自我描述和做出的决定已经成为那么多的性别理论的基础），我就得小心地使用言辞。因为这些言辞只能告诉你，我试图要理解的这个人的某些情况、这个人的语言实例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人，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接近这个人的机会，我只能是一些被筛选出来的言语的读者，而且这些言语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已经被选择给我的，它们来自于访谈记录，然后又被那些决定要为诸如《儿童青少年医学档案》（第151卷，1997年3月号）之类的杂志写稿的人筛选过。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得到的是关于那个人的一些碎片、关于某个可以称之为人的东西的一些语言碎片。在这样的情形下，公正地对待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做得到这一点吗？ 一方面，我们手头有了大卫的自我描述，而这个描述是值得重视的。这个个体正是用这些言语来获得别人的理解的。另一方面，这种对自我的描述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在进行中的语言中的，这种语言已经饱含了规范，并且预先决定了我们会怎样描述自己。而且，这里的一些言辞来自于访问，而这样的访问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布伦达成长的漫长的、侵犯性的观察过程的一部分。当然，要对大卫公正的话，我们就要把他的话当回事，并用他自己选择的名字来称呼他，但是，我们该怎样理解他说的话和他的名字呢？他的话是不是他的原创？这些话会不会是他被动接收到的？这些话会不会在他作为"我"出现之前就已经被使用了，而这个"我"只有在这种语言的规范范围内进行自我描述才能获得一定的认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说的是一种已经被说过的语言，即使这个人的说话方式和这种语言曾经被说的方式不完全一样。因此，当大卫报告说"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小事。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了不应该有的感觉"时，究竟是谁在这里说话？ 大卫的叙述至少告诉了我们，大卫知道存在着一种规范，一个关于他应该怎样存在的规范，而他没有能遵循这个规范。这里的潜台词是，这个规范就是女性特质，而他没能按这个规范的要求做。也就是说，有一个规范，它是由外界强加的，是通过来自他人的一系列期待而被表达的；然后，还有一个感情和存在的世界，而这些领域对于他而言是有区别的。他所感受到的决不是规范所制造的，这种规范是他者，是别处，而不是他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他已经变成的一部分或他的感受的一部分。 但是，考虑到我们所知道的大卫如何被对待的情况，为了给大卫以公正，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当布伦达看着他自己、感受着他自己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请原谅我这里的代词混用，但这些东西慢慢地变得可以互换了。当布伦达面对镜子，看到某个无名的、古怪的、游离于规范间的人的时候，那一刻她作为一个人难道不是有问题的吗？她难道不是那个怪人（规范正是针对并通过这样的怪人的存在而得以确立的）的鬼魅吗？布伦达究竟有什么问题让大家总是要求看她的裸体，质问她究竟是谁、她感觉如何、这和常规情况究竟是否一样等等问题的？这种对自我的审视和她/他被别人审视的方式不一样吗？他似乎很清楚规范是存在于他身外的东西；但是，如果规范成了他用来观看的方法、成了他这种观看的框架、成了他审视自己的方式，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呢？如果规范的作用不仅发生于它所假设的理想中，而且也体现在它所传达的反常感和古怪感上，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我们来想一想当大卫宣布说"我看着自己，说，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时，规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起作用的：大卫是在对谁说话呢？究竟是在什么世界里、在什么环境下，那种对那类衣服的不喜欢正好证明了自己拥有的性别是错误的？对谁而言这种情况是真的？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这样？ 布伦达报告说，"我不喜欢别人一直在给我的这些玩具"，而布伦达说这番话的时候知道，这种不喜欢可以起到证据的作用。以下这种假设应该是合理的：布伦达把这种"不喜欢"理解为非理想性别的证据，是因为人们把布伦达描述自己体验的每句话都当作是她的真实性别的证据或反证，而布伦达一再听到这些人这么对她说。布伦达碰巧不喜欢某些玩具、某些洋娃娃、某些游戏的情况对于布伦达喜欢怎样玩和玩什么的问题可能是很重要的。但到底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样的不喜欢能用来作为证明具有或不具有某种特定性别的、清楚的或毫不含糊的证据吗？当男孩们玩纱线、女孩们玩卡车时，他们的父母会冲到性别身份诊所去吗？还是说一定要有一种巨大的焦虑，一种有关性别真相的焦虑--这种真相被认为和对哪种玩具的喜好、对这种或那种衣服的爱好、肩膀的大小、身体的瘦削程度紧密相关？是不是只有这种焦虑存在，我们才能根据这些散在的欲望以及身体、骨骼结构、爱好、穿着的可变或不可变的特征确立清晰的性别身份？ 那么，我的分析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这里的性别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这是否暗示着大卫应该接受手术变成布伦达或是布伦达应该经过手术变成大卫？不，我的分析可没这么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判断。正义是否要求我来做出判断呢？还是说正义要求我等着、先不要做决定，要求我在一种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做出判断的情景中延缓行动？在我们确定是不是该由我们来作出判断之前先考虑一些问题难道不是有用的、重要的、甚至是公正的吗？ 那么，从这方面看，要求实施变性手术的多半是性别本质论者，而一个认为性别可变的人想说服精神病学家和医生实施手术会更有难度。在旧金山，想要进行女变男手术的等候者实际上在去看医生之前，会反复练习他们被要求使用性别本质论的说辞，而且，现在还出现了能提供帮助的教练，而关于变性的戏剧专家会免费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诉求听起来令人信服。的确，我们可以说，布伦达／大卫一共经历了两次变性手术：第一次依据的是，在阴茎被切除的条件下性别应该是什么的假说；而第二次的依据是，基于当事人的行为和语言表现，性别应该是什么。两种情况下都引出了某些推论，一种推论认为，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性别，而另一种推论认为，身体会感觉到自己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别。大卫显然对第一种观点失去了信任、产生了厌恶，而且我们可以说，他慢慢开始使用一种对阳物的外行批判观点来支持自己的抗争： 医生说，"这会很艰难，你会受到挑衅，你会很孤单，你会找不到伴（除非你接受阴道手术，并像女人一样生活）"。我自己在想，你知道那时我年龄不大，但我已经看出来如果这些人认为我的想法就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人就太浅薄了；也就是说，人们会结婚生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两腿间的东西……如果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光用我两腿间有什么来衡量我的价值的话，那么我就只能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第３０１页） 这里，大卫在他所是的"我"，即他这个人，与根据他两腿间有或没有的东西来加在他的人格上的价值之间做出了区别。他打赌认为他可以因为其他原因而得到爱，或是说，至少他有没有阴茎并不是决定他是否会得到爱的原因。这样，他以间接的方式坚持认为某种可以被称为"深度"的东西是存在的，并以此抗拒医生们的"浅薄"。因此，尽管大卫要求并得到了男性的新身份、要求并得到了他的新阴茎，但是，他是什么与他现在拥有什么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而且，虽然他经历了这个转化，但他拒绝被简单地等同于他已经获得的身体器官。"如果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他这样来开始这句话，从而对规范的运作提出了一种明晓一切而且具有批判性的反驳。虽然我想得到这个器官，虽然这是我的一部分，但我身上有些东西远远超过了这个器官。他并不想用他两腿间的东西来"证明他的价值"。这就是说，他对于应该怎样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生理构造来满足这种欲望。但他的欲望是复杂的，他的价值也是复杂的。而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马尼提出的许多问题时（你想要个阴茎吗？你想和一个女孩结婚吗？），大卫经常拒绝回答，拒绝和马尼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并在一段时间之后干脆拒绝访问巴尔地摩。 确切地说，大卫并没有用一种性别规范替代另一种性别规范。说他仅仅是内化了一种性别规范（从一个批判性立场）就像说他没能成功地遵循一种性别规范生活（从一个规范化的医学立场）一样，是错误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能符合他的价值的将只能是"我"，而这个"我"是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他的生理构造和规范之间是否能保持一致。和别人的看法相比，他对自己看得更重一些。他并不只通过自己两腿间有什么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也不把自己视为彻底的失败者。有些东西超越了规范，而他认识到，这种东西具有不可认识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一般意义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正是产生批判性言说（即他的价值的源泉）的条件，是证明他的价值的东西。他说，如果这些医生所信奉的东西是真的的话，那么他就会是个彻底的失败者，而他暗示说，他不是彻底的失败者，因为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成功的。 但他说的还不止这些--他提醒我们警惕对区别(distinction)本身的绝对论看法，因为他的阴茎并不构成他价值的全部。他是谁和他拥有什么是不可比的两回事，也就是说，他拥有阴茎和该器官被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个有阴茎的人都一样）是不可比的两回事。这就意味着他并没有成为符合规范的人。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人，他谈论着自己，坚持着自己，甚至以自己为参考。正是在应该用来建立他的作人资格的规范与他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对自己的坚持之间的缝隙中，或是说，在这二者的不可比性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并谈论着这种价值。在他谈论自己的价值的那一刻，我们不能知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能被完全认可、不能被任意对待、不能被以完全类别化，而同时，他的作为人的一面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显现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本可以要求他以一种可被理解的方式去发言并以此获得了解。但是，他通过言语所做的却是批判地看待那些强调可理解性的规范。我们可以说，他揭示了我们需要的一种理解是超越了有关可理解性的各种规范的。而且我们可以猜测，他是通过拒绝那些围攻他的提问、逆反这些提问依据的规则，以及掌握了逃脱的方法才取得了这种"超越"的。如果说他对那些企图知晓和掌握他的身份的人展现了他的不可理解的一面，这就意味着，他身上的有些东西在我们已经接受的可理解性的框架之外是可理解的。我们甚至会想要说，一个人具有某种核心。因此，某种关于人的设想在这里出现了，它是伴随着制约人的关于性与性别的可理解性的特定话语而出现的。但这也意味着，当这个人被一种话语反对后，只会转向另一种话语，一种关于人(humanism)的话语。或者，我们可以说，主体具有某种核心，这个主体开口说话，说着超越了可说范围的话，而大卫的言说的特点正是这种不可言说性，这种特性属于他者，这个他者不能通过言说而获得表达，但却在言谈中留下了关于自己的预示性碎片，是一个超越了话语本身的自己。 但我认为在考虑大卫是如何以充满希望的、出人意料的方式使用"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小心一些。他是在谈论他对自己是否值得被爱这一点的信心；他说，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两腿间有什么才会爱他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他是名真正的失败者。这个"他们"告诉他他不会被爱，或是说，他不会得到爱，除非他接受他们为他准备的东西，他们掌握着他为了得到爱就必需拥有的东西，如果没有他们这种东西，他就得不到爱。但他拒绝认为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提供给他的东西是爱。他拒绝了他们提供的爱，把它当成一种贿赂，一种让他屈服的引诱。他告诉我们，他将会，而且已经因为别的原因而得到了爱，而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原因，而且，我们也没有被告知这是什么原因。这种原因显然超越了性学规范建立起来的理性制度。我们只知道他坚持的是这种别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就不清楚这究竟是哪种原因、会是什么原因。他给他们知道的东西划出了界限，这就破坏了真理政治，利用自己在那种生存秩序中的反压迫来创建起准则控制之外的获得爱的可能。他洞悉一切。他把自己放在和规范相联系的位置上，但没有遵守它的要求。他冒险"反压迫"--他还是主体吗？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卫的话语把批评本身的运作引入到这场游戏中来了。根据福柯的定义，批评恰恰就是主体在真理政治中的反压迫。但这不是说大卫变得不可理解了，并因而对政治没有了价值；相反，他在可理解性的边界上出现，为规范定义人这个概念的各种可变方式提供了一种视角。正是因为我们理解（尽管我们不能确切明晓）他有另一种原因，因为他就是这另外一种原因，我们才会看到，可理解性的话语的局限会决定他的命运。大卫并不拥有一个新世界，因为，即使是在产生"我"的句法环境中，他都依然处在规范与失败规范之间的位置上。他两者都不是。他是没有名字的人，我们还不知道怎样为这种人命名，或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命名都是有局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人"的无名的--也是批判性的--状态，因为"人"这个概念只在我们的知识的边缘表达自己。 后记：2004年6月，当这本书将要送到出版社出版时，我悲伤地获悉，大卫·莱默结束了自己38岁的生命。《纽约时报》的讣告（2004年5月12日）提到，他的兄弟死于两年前，而他自己已经和妻子分居。最终究竟是什么让他活不下去，或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到了？要弄清这些问题是很难的。然而，似乎很清楚的是，他面对着并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能否以他的性别生活下去。我们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他的性别，还是那种给他带来了长久苦难的"治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很明显，那些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的、能被认可的、可持续的的规范并没有以任何持续、可靠的方式支持他的生命。生命对他而言总是一场赌博和一次冒险，一个勇敢而脆弱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