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性别——性别规范

性别规范 根据上面阐述的规范概念，我们可以说，性别规范制造的现实领域构成了性别概念的表面形式的背景。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历史性形成以及它们在时间中的持续存在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们一方面是社会意义汇聚的场所，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并不与性别有直接关系？只要性别规范是被复制的，它们就被身体实践运用及引用，这些实践也具有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变规范的能力。我们不能提供关于规范的援引史的一个完整叙事描述：虽然叙事性没有完全隐藏其历史，它也没有揭示出一个单一的源头。 约束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人是由性别制约的，而这样的制约为人们理解文化提供了条件。偏离性别规范就制造了异端的例子，各种制约力量（医疗、精神病、法律等是其中的一些）可以迅速地利用这些异端例子来加强它们约束事物的持久狂热。但是，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对规范的何种偏离才能不给规范权威的持续实施提供借口或理由呢？对规范的何种偏离能够打断制约过程本身？ 在这里，很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手术手段来"纠正"兼具两性性征的儿童的问题。这里的观点是，天生具有非常规性征的儿童应该得到"纠正"，以便让他们有归属感、感到更自在，并取得正常性。纠正手术有时是在取得父母支持的情况下、以正常化的名义进行的，而手术的身体代价和心理代价对那些被交付于规范的手术刀下的人而言是巨大的。通过这样一种对性别的约束性强制手段制造出来的身体，经历了疼痛，带上了暴力及痛苦的烙印。在这里，身体形态具有性别差异这一观念被实实在在地刻到肉体上去了。 因此，性别是一种约束性的规范，但它也是在服务于其他种类的制约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比如，像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性骚扰法令一般假设骚扰主要是对工作场所的女性的系统的性蔑视，并认为一般来说，男性处于骚扰者的位置，而女性则是被骚扰者。尽管这些制约方式努力限制工作场合的性骚扰举动，它们也带进了某些默认的性别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性别的隐性制约就通过对性/性向(sexuality)的直接制约而发生了。 对麦金农而言，正是异性恋那种将男性视为高于女性的等级结构制造了性别："当生物性别(sex)的不平等不再被视为人的特征时，它采取了性别(gender)的形式。当它作为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时，它就采取了性/性向(sexuality)的形式。性别是男女不平等被性化后的凝固不变的形式"（《未经修改的女性主义》，第6-7页）。 如果性别是男女不平等的性化(sexualization)所采用的凝固不变的形式，那么，不平等的性化就先于性别出现，而性别则是其结果。但是，我们能否在构想性别之前就构想对不平等的性化？如果我们不事先对男人、女人是什么有了一定的概念的话，那么，在性上男性贬低了女性这种说法是否还有道理？然而，麦金农坚持认为在这种性形式之外构想的性别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暗示说，在这种贬低并利用女性的性形式之外构想的性别是不存在的。 在提出要借助于这种对性歧视的系统性分析来制约性骚扰的同时，麦金农也指出了另一种制约方式：拥有性别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一种歧视性的异性恋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外的、没有性别的人似乎是不存在的；不含歧视的异性恋关系似乎是不存在的；非异性恋关系似乎是不存在的；同性骚扰似乎也是不存在的。 这种将性别(gender)简化为性/性向(sexuality)的做法因此在当代酷儿理论内部引出了两个有区别而又相互重叠的关注点：第一个关注点将性/性向和性别分开了，从而得到一个新的性别概念，这种概念并没有假设一个人会以哪种特定的方式着手性实践；即，这个人参与某种性实践，比如肛交，并不说明这个人是哪一种性别。酷儿理论中与此有联系的第二个关注点提出，性别不能被简化为等级制的异性恋，而是在不同的酷儿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它的二元性在异性恋框架之外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性别本身从内在讲是不稳定的，跨性别生活给性/性向与性别之间的因果决定论观点的崩溃提出了证据。性别和性/性向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就从两个角度得到了证实：一个试图揭示没有被性别限制的性/性向的可能性，从而打破了将这两个概念绑在一起的简单化的因果观点；一个则试图揭示种种不受霸权异性恋形式决定的性别可能性。 如果认为性别是异性恋内部的性歧视所带来的被隐藏了的结果，并将性骚扰法律建立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关于性别的某些观点以及关于性/性向的某些观点会通过这种看法得以加强。在麦金农的理论中，性别是在性歧视场景中制造出来的，而性骚扰则是异性恋性歧视最直接的一刻。这就是说，性骚扰就成了关于性别制造的寓言。在我看来，性骚扰法令本身就成了性别借以被复制的工具。 法学学者凯瑟琳·弗兰克提出，在这个观点中，对性别的制约不仅没有受到挑战，而且还无意中得到了支持。弗兰克写道， 麦金农著作中描述的世界是不对头的。这不仅仅在于她提出的男人统治女人这个说法，尽管很多情况下这个描述是正确的。这里的问题要系统得多。因为把性别歧视简化为男人对女人所作的一切，我们就忽视了使性别歧视变得如此强大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女人屈从于男人只是一个宽泛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个实践创造了区分了性别的身体--女性化的女性以及男性化的男性。（《性骚扰错在哪里？》第761-762页） 在性别方面的逾越所招致的社会惩罚包括对具有两性特征的人的手术纠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性别上躁郁不安"的人在医学及精神病学上的病理化、在街上或是在工作场合对有性别困扰的人的骚扰、雇用上的歧视，以及暴力。禁止男性对女性性骚扰的理由是认为异性恋歧视是性与性别的唯一场景，因此，这种禁令也就成为了制造和维系异性恋范围内的性别规范的一种制约手段。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提出了理解"制约"这个问题的几种方式。制约让事情变得有约束，但就像福柯所说，它也是权力的近当代形式中的一种惩戒和监控模式。它不仅仅压制和否定，因此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司法形式。只要制约是通过规范来行使的，那么，它们就成了重新构成规范的理念的关键。在这个时候，规范的历史性及脆弱性就暂时地无关紧要了。作为权力的实施，制约可以采取法律的形式，但其法律层面并不是其有效性的全部。有些东西的存在依赖于某些使社会个体可以互换的范畴，而制约也一样，它是和规范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决定谁是福利受益人的法令积极地参与到针对福利接受者的规范中去了。那些在军队制约同性恋言论的法令积极地参与到规范的制造和维系中去，以规范男人或女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发表怎样的言论、应该有和不应该有怎样的性取向等等。国家对男女同性恋领养权以及单亲领养权的规定不仅限制这样的活动，而且还强调了关于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他们应该是有伴侣的）以及怎样的伴侣才算合法的理想。因此，仅仅试图控制某些特定行为（性骚扰、福利诈骗、性言论）的制约方法也做了另一件基本没有被明确标明的事：对做人标准的制造，也就是说，根据抽象的规范来造人，这些规范在调教它们制造--并破坏--的生命的同时又逾越了这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