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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同志阿连德 聂鲁达参加总统竞选给了我国人民一个对诗人表达敬意和热爱的渠道，也给了诗人最快乐的时光。诗人走进菜场、集市，走遍了最穷苦地区的广场和最奢华的地方，与各行各业的人们并肩交流。他知道很多人并不会把票投给他，但他面对贫苦大众的竞选演说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海纳百川而诚恳真挚。此外，聂鲁达的政治活动也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聂鲁达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友谊通过政治活动的历练更加坚不可摧，两个人的历史形象也深深地连在了一起。在聂鲁达和阿连德都还是参议员、捍卫与自己信念相符的法律和倡议时，两人就是朋友了。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心有灵犀：重视爱情，有幽默感，都是行动派，有勇气和使命感，视荣誉如生命；一诺千金并怀着普世之爱。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性格和平行的人生轨迹。 阿连德三十岁就在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内阁当上了卫生部部长（全称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部），后来成了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左派总统，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建设。 我第一次听到《马丘比丘之巅》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建筑师塞尔吉奥•冈萨雷斯将领头建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 号楼。尽管塞尔吉奥同意了智利建筑师协会关于列出所有参与项目的建筑师名字的要求，他仍令雕塑家撒母耳•罗曼在石碑上刻上这样的一段话：“这栋建筑反映了智利人民的勤奋、创新精神和不懈努力；代表智利民族的有她的工人、技师、艺术家、专业人员。大楼经275 天的建设，于1972 年4 月3 日完工，正值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同志的人民政府执政时期。”石碑下的混凝土中埋藏着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刻着参与建筑的3700 位工人、技师、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名字的两根钢柱。 那时，聂鲁达被委任智利驻法国大使。诗人将回到他深爱的、密友遍地的国家，并能光明正大地走进曾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之人”而拒绝其入境的国家……也是在法国，聂鲁达接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喜讯。而智利喜获第二枚诺贝尔奖也少不了总统的支持——这支持虽被人遗忘却意义重大。随着阿连德当选总统，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两人的友谊也走上了巅峰。阿连德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聂鲁达得奖的喜讯，他用朴素的话语激动地说道： 虽然这不是展示或描述聂鲁达诗歌的场合，我仍想说说我们这位人民诗人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聂鲁达的诗歌用无边的想象力演绎了人生万象，我在这里别说是概括聂鲁达诗歌了，哪怕是蜻蜓点水地描述也难做到。聂鲁达的诗歌和书籍很久前就开始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广为流传，但获得诺贝尔奖则是对诗人，和对他代表的“对人民承诺”的肯定：聂鲁达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人民也通过聂鲁达的诗了解了自己的历史义务。因此，现在是我们智利人民庆祝聂鲁达同胞、聂鲁达兄弟最欢欣鼓舞的时刻。 阿连德深知如何将把两人团结一心的使命与群众产生共鸣：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对巴勃罗获奖也有着很深的感触；这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原因：多年以来，巴勃罗和我一起为人民的命运并肩战斗，我们从南到北走遍了智利每一个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人民倾听我们的演讲时的热情， 等待聂鲁达朗诵诗歌时的那种充满期待的肃静。能看到人民的感动，看到诗人的字句进入智利群众的心里、触动大家的良心——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了。 阿连德还提到了《巴勃罗•聂鲁达：人民诗人诗歌选集》的出版。选集并没有给诗人带来版税收入。诗集由阿连德撰写“序言”，共有一百二十六页，封底短短几行字简述了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上方还赫然标着诗集非卖品的性质： 本书不可出售，应免费发放给智利人民。 很显然，聂鲁达这位世界诗人愿意用某种方式与智利人民分享他的殊荣，来给同胞们一份礼物。 书的末页写着： 本书汇集了巴勃罗•聂鲁达多部作品中的诗歌数首，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令下印刷出版，将在智利人民之间广泛传播。 诗歌的挑选由沃梅罗•阿尔瑟和聂鲁达共同在后者于法国诺曼底伊通河畔孔代村“曼凯尔”的家中于1972 年7 月完成。 本书在加西亚图片社印刷。1972 年11 月20 日印刷完毕。 （这本书虽大量印刷，但还没来得及发送到每个智利人手中就大多被付之一炬。） “人民团结战线”执政期间，智利受到了经济封锁。聂鲁达义愤填膺地发起了一场为了遏制内战威胁的斗争。智利的形势让诗人想起了西班牙内战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景象，他无政府和平主义者的本性逐渐显露了出来。曾在1968年，聂鲁达在智利康赛普西翁大学的一场典礼上说过，“我们诗人憎恶仇恨，对战争宣战”。诗人通过艺术和智慧的方式来表达了反战决心：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用当代艺术表达方式来唤醒民众意识、激发人民团结之心上。聂鲁达还恳请艺术家朋友们参与圣保罗双年展创始人马里奥•佩德罗萨领导下的国际艺术家团结智利委员会，并鼓励同仁们把自己的作品捐给为了民族团结而设立的阿连德团结博物馆。 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创作了他最饱受争议的作品之一——《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基曼图出版社1973 年出版）。诗人口号式的激烈措辞与巴勃罗•德罗卡的作品有种异曲同工之妙，也再现了弗朗西斯科•克维多的风格——诗人还在本书的第十五首诗和第三十首诗中表达了对克维多的敬仰。诗人还提到了他“尊敬的古巴”，也借机嘲讽了“雷塔马尔们”和反对革命的“蛆虫们”。诗人在第二十三首诗中表达了他最深切的愿望——“我愿恶人不要残 杀善人，也愿善人不杀害恶人”——这充分显现了聂鲁达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 聂鲁达的信仰在《西班牙在我心中》里便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之后的《漫歌》中更是登峰造极。两本诗集不但是诗人以为所有民族谋福利为己任的最佳体现，同时也是智利和美洲诗歌创作的巅峰，说它们是普世诗歌也不过分。 面对祖国面临的危险，聂鲁达回国后于1972 年12 月5 日在国家体育馆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政治使命。诗人警示，智利正面临着内战爆发的威胁。不久后，聂鲁达在黑岛卧病在家时也不忘强调这一点：1973 年3 月3 日——议会竞选前夕，诗人在接受电台访谈时又明确而坚定地重申了内战的危险。5 月28 日，聂鲁达在电视节目里援引曾亲身经历过的西班牙内战史实来告诫观众国内形势的危急，他请求智利国内外都做好准备工作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武力冲突，呼吁人们捍卫民主、自由和文化免受“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聂鲁达还倡议智利和全世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谴责企图推翻阿连德宪政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