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传——高歌猛进

我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目前市场的形势了。 --沃伦·巴菲特 1967年10月写给合伙人的信 格雷厄姆那代人已经带着对经济大萧条的残酷记忆，总是把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慢慢淡出历史舞台。眼下在华尔街打拼的是崛起的年青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时尚未出世，也很反感上一辈人总是把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萧条到来之前经济形势一路高歌猛进的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在年青一代看来，投机是无可指摘的，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对于他们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连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的价格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当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气冲天。 当巴菲特的合伙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但是，随着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变得越发惴惴不安。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能买到的价值低洼股却越来越少，这就使他陷入了困境。日复一回，他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实际上，他在60年代晚期给合伙人写的信就像是一部之前时代的编年史。华尔街因为股市一路高歌猛进而感到兴高采烈，巴菲特却变得忧心忡忡。 1966年初，他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合伙公司不再接纳新合伙人了。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得到整个董事会的同意。并且我也提醒苏珊，如果我们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公司了。 巴菲特不再开闸，华尔街的投资却如同洪水一般泛滥。越战把股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母则看到了战争对经济带来的扩张影响，纷纷在证券交易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创立，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 000点大关。道琼斯指数曾三次达到这一心理关口，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指数附近收了盘。到了1966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都在做短线投机。 有些合伙人给巴菲特打电话，"警告"他市场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对于这样的电话，巴菲特一一回驳并提出两个问题： 1. 如果他们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琼斯指数会到865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 2. 如果他们在2月份不知道以后三个月的行情， 5月份又怎会知道以后的行情呢？ 毫无疑问，合伙人的这类建议就是到未来市场走势十分明朗的时候才把股票售出。出于某种原因，市场评论家在看问题时往往有一个特殊的盲区，他们通常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利空因素出尽之后，人生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艳阳天了。而事实上，即便他们无法准确预见目前的不确定性，也并不会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未来并不会有阴霾压顶。 让我再重申一遍：关于未来如何，我是从来不得而知的。 （如果你觉得对接下来几个月的行情能够看得很清楚，那就给我们来个电话；哪怕对接下来几小时的行情你有把握，也一定要给我们来个电话。）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盲目预测，尤其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期来买卖股票。与之相反，他更愿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盈利前景，因为他习惯于依靠自己的逻辑思维。如果某人能"预测"股市的行情走势，就好比他能预测到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会朝哪个方向飞走一样，那毕竟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理性的分析。 不过，道琼斯指数的确开始下探到700点附近，但是总体而言，股市的交易量还是非常活跃。曾经有两次，正当巴菲特想要出手买进他认为成长性不错的股票时，竞争对手先行一步把股票抢走了。（与大多数职业投资人一样，巴菲特投资某只股票时都是逐步建仓的，从而避免在大单买入时引起价格飙涨。）有一只股票的价格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另一只则被别人坐庄了，但这些并没让他心态平衡。 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巴菲特对于恪守自己的商业投资机密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他的股票经纪人都明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买了什么股票，甚至对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能提起。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位牌友凯·克特尔回忆说，巴菲特甚至怀疑有人在凯威特广场附近的黑石饭店对他办公室进行了监听。凯·克特尔说，巴菲特还特意聘请了一家保安公司来办公室进行检查，结果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发现。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们窃取他买卖股票的情报，而在于他根本找不到足够多让自己满意的股票。另一方面，格雷厄姆的门徒已经很多了，再加上擅长电脑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已经捷足先登把市场上的一些绩优股收入囊中。 到了1967年初，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合伙人，最近一些新成立的共同基金在业绩上已经超过了自己。另外，他还警告说，自己原先泉涌不断的灵感现在正"慢慢枯竭"。尽管他不分昼夜地来寻找投资机会，但是他的话语中还是透露出一种悲凉。他说，"如果自己灵感的源泉已经完全枯竭，就会立刻如实地告诉合伙人，这样大家可以做出其他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之所以会做出这些可怕的预言，正是因为华尔街出现了非理性的投机冲动。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说，这是股市高歌猛进的岁月。大家对电子类股票趋之若骛，每一只新发行的电子类股票都被当做第二个施乐公司，受到一路追棒。难道是华尔街突然涌现出一大批电子专家吗？如果有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他就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当年的华尔街把电子类股票奉为至宝。像美国音乐协会之类不起眼的股票，都因把自己称做太空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股市上的宠儿。 之后出现的是股民对高科技股的追捧，推动这股狂潮的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利顿实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和凌刑啬房菩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等，它们掀起了一股兼并狂潮。那个时代对经济充满信心的公众不信官僚主义，而是将信心注入这些庞大的组织（或技术）。 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非注册股票"（letter stock），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票，往往是由那些经营前景很不明朗的公司发行的。因此，这类股票的定价方式也很奇特。尽管这些不同的风潮都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但是当一种风潮消退时，马上又会有另一种新的风潮随之涌来。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华尔街的投机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烈。 最能代表这个投机时代的理财产品莫过于"速利基金"（performance fund），它的出现对于传统共同基金是一种挑战。这种新型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时间运营期内超过大盘的平均盈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季度、每个月、每周乃至每小时内都要迅速获利。速利基金往往由那些一心想要短平快地赚钱的苟利之徒操作。他们频繁地在不同种类的股票之间转换，不断追逐那些热门股票，就像一个演员到处走穴陶醉于掌声一般。他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在市场行情的波动中盈利。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是曼哈顿基金的经理，他就是这个时代经营速利基金的代表人物。据称，只要有任何一点杰拉尔德·蔡涉足某只股票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在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杰拉尔德·蔡这样的苟利之徒根本看不上霍华德·巴菲特所说的大隐于世的境界。 这种投机之风在弗雷德·卡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掌管的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在投资者当中掀起了一阵狂飙。在1967年，他经营的基金利润率高达惊人的116%，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弗雷德·卡尔往往投资于一些小规模的成长型公司以及大量非注册股票。媒体也把他捧上了天，称赞他"冷静而又果敢"。作为新崛起一代投资经理中的精英，弗雷德·卡尔在他贝弗利山豪宅的浴室里都安装了电话，开着一辆捷豹车到处奔忙。他办公室的装饰也是一派现代气息。他的投资策略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包括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只股票，乃至我的衣服和领带。" 在表面上来看，这些投机的基金经理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果热门股票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跟着买进？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反应，这既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是为合伙人的利益考虑。对于当时的"投机风潮"，他写道： 这同我的分析判断背道而驰（或许这是我的偏见），更不符合我的投资风格。我是不会拿自己的钱用这种方式进行投资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来你们的钱来这样投资。 据他的儿子彼得说，巴菲特把自己和电影《海底两万里》相比，这是一部好莱坞的史诗题材电影，它描述了一位爵士乐大师率领乐队想要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对于巴菲特来说，所谓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不仅仅是挣钱，更是一种缜密的推理。选对一只股票颇像下国际象棋时走出一步妙棋一样，两者都体现一种纯粹的理性美，都代表着一种智力上的有益求索。不管巴菲特把自己比做音乐大师格伦·米勒还是国际象棋大师鲍比·菲舍尔，他都不愿意进入自己陌生的领域。 对于投资决策，如果我不了解其中某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我就不会贸然买入这样的股票。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了解得多。 在巴菲特看来，股市的投机之风越是疯狂，自己就越应该在此时刹车。他把1929年大萧条来临时的剪报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什么现代艺术装饰，也没有任何在贝弗利山的豪宅里流行的新鲜玩意，有的只是在暖气片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栗色《穆迪手册》，外加几帧照片。他的接待前台悬挂着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才会把钱到处乱花"以及一幅摄于1880年的华尔街照片。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你丝毫都感受不到弗雷德·卡尔的影子，巴菲特甚至连股票行情机都没有。 （股票行情机每分钟会报一次股价，几乎每个职业投资人都有一台，或拥有一台与之相应的计算机设备，并且成天盯着行情。）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简直和他的剪报一样古老。1966年和196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花了大约1 500万美元买下了两家零售企业，包括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另一家是服装连锁店联合制衣公司。对于这两家公司，巴菲特买下德并不是部分流通股份，而是整个企业。这种作法在其他基金经理人中都是前所未闻德。巴菲特购买股票都是基于长线投资，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不可能拿起电话，像弗雷德·卡尔卖领带一样轻松地就把公司卖掉。另外，认为城市贫民窟零售业已经江河日下的说法也不利于股价企稳。不过，这两家公司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如果由他来经营，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当巴菲特对联合制衣公司询价时，他对零售业内情了解的深刻程度让63岁的公司所有人本杰明·罗斯纳都大吃一惊，但是巴菲特对零售业的了解都是基于财务报表。当罗斯纳提出带他去一家商店看看时，巴菲特却谢绝了，说他即便真的去看了也看不明白。他只想让罗斯纳通过电话给他读一下过去5年来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天，巴菲特就打回电话给了一个报价。当罗斯纳接受报价后，巴菲特便带着查理·芒格到纽约签下了这笔生意。 联合制衣公司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它的商店位于日趋破落的内城附近，它的创始人罗斯纳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再一次觉得需要一个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式忠心耿耿的人物，于是他故作认真地问罗斯纳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半年来帮他理顺公司的业务。而在私下里，巴菲特对查理·芒格说："有一点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那就是罗斯纳绝对不会现在就退休的。" 巴菲特经常给罗斯纳戴高帽，尽管他会找罗斯纳要每月财务报表，但他从来都不干涉罗斯纳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也从不走入罗斯纳的商店），这倒是让俩人井水不犯河水。正如巴菲特预言的那样，罗斯纳并不急于退休，而且开始想要从这个日趋败落的公司里挤出新的利润来。 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就无法如此轻易地得到挽救，一方面是因为那家商店早已破旧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需要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现有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巴尔的摩的市中心也在日渐衰败，不管百货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否便宜，用不了多久巴菲特就意识到自己做的这笔买卖并不划算。 另一只立足于长线的"低价股票"纺织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同样麻烦缠身。正如索尔·帕索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制衣业的情况很不乐观。1967年仲夏，巴菲特语气沉重地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暂时看不到任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状况能得到改善的迹象。 与此同时，华尔街仍然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投资喜悦中。投资股票不仅利润可观，而且自20年代以来第一次变得趣味盎然。成交量一直在飙升。试想一下，在50年代巴菲特刚开始正式投资股票时，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天的换手量也就是200万股，而到了1967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到1 000万股。有这样一幕很能体现这种投机心切，当艾比·霍夫曼1967年夏天去参观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时候，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场内扔掷美元钞票，惹得下面的职员们四处奔走抢夺战利品。在美国西海岸，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 Bell）的客户们站在行情机前狂喊道"涨停、涨停、涨停"。就这样，道琼斯指数又攀升到了900点附近。 恰逢此时，国会又采取了行动，当然除了听证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8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像10年前的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爆炸性成长问题。萨缪尔森在作证时指出，全美国共有5万名共同基金经理，平均每个经理为7个投资者打理资产。大多数基金经理显然没有什么能力，但业界的高收入还是让他们过着优越富足的生活。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高达8.5%的前端费用是很正常的，这还不包括投资人需要支付的全年管理费用，前端费用只是被基金经理用于支付市场营销费用并让他们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投资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没有收取前端费用和管理费用）。萨缪尔森说： 我付出的每1美元中只有91.5美分为我赚取盈利和资本增值，其中的9.3%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特权投资阶层的崛起。共同基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比散户在市场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巴菲特认为：很多职业投资者的投机心态比散户还要严重。原先人们认为职业基金经理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而散户在买卖股票的时候容易头脑发热，结果现实中这两种假设刚好颠倒了。 有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指出： 他们的投资理念和普通散户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想要赶在大量散户买卖股票之前做出短期的估价判断。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投资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真正的长期价值，而是关心在众多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下，3个月或一年之内市场会如何评估它的价值。 实际上早在1936年，凯恩斯就曾经描述过此类情况。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凯恩斯主要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但是巴菲特在阅读凯恩斯的著作时发现他对股市也有相当深刻的见地。事实上，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在某些方面和巴菲特极其相像。凯恩斯在职业生涯早期从事过外汇、玉米、棉花和橡胶产品投机时，损失了很多钱。痛定思痛，他改弦易辙，成为一位立足长期、有选择性投资的经济学家。他会冷静地观察市场，每天早上起床前都会花上一个小时来分析市场，并为自己和所任教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编撰了一份市场走势档案。他作为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协会的主席，在协会年会上的发言对市场价格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30年代的伦敦广受称道。 在巴菲特看来，凯恩斯在股市泡沫时代能够如此鞭辟入里地说出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他深谙市场之道，知道投资者是怎样拉开或影响股价的。股市本身就集聚了观点各异的人群，每时每刻都有人愿意按某一价格买卖股票。这些不定型的投资者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估股价。然而一个给定的企业，比如迪斯尼公司，其经营面貌的变化就要相对缓慢得多。公众对迪斯尼著名音乐剧《欢乐满人间》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迪斯尼公司股价的大部分波动，并非来自公司本身营业状况的改变，而是来自公众认知判断的改变。职业基金经理之所以能够比普通散户领先一步，就是因为他们投资方向的转变之快比广大散户飞逝流转的想法改变还要快上半拍。 从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广大投资者持有同样的怀疑态度。巴菲特认为公众的投资态度是会互相影响的。大家的行为和想法会互相感染，形成一个集合，在大市中没有哪个人是孤立的。 巴菲特借用一个石油勘探者的寓言来说明这个道理。有个石油勘探者来到天堂门口，却听到一个令他垂头丧气的消息：为石油工人保留的"院子"已经住满了人。在得到圣彼得的恩准说话时，他大声吼道："地狱里发现了石油。"说时迟那时快，天堂里的每个石油工人都离开天堂去地狱探宝去了。圣彼得顿时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告诉他现在天堂里有地方可以给他住了。 巴菲特接着说： 这个石油勘探者犹豫了一下，说道："不，我就不住了，我想自己也该跟他们一起去地狱，也许谣传背后也会有一些真实成分。" 巴菲特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听来这个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以书面的形式把它写了下来。不过在这种投机时代，这样的寓言故事流传并不广。速利基金往往会在"题材股"上大做文章，一个单纯的题材（比如"地狱里发现了石油"），就能把一只股票的价格捧上天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价位向公众开始发售，在一年之内股价就飞涨到82美元。 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是一个名叫科兹·威斯利·兰德尔的人想出的点子，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大帅哥。该公司把很多名义上经营与年轻人相关物品的公司集合在一起，例如图书公司、唱片公司、青年航空旅行卡公司等。因此，他借用公众疯狂追逐的一个题材新宠"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兰德尔是个老奸巨猾的销售商，他对证券分析师们用尽甜言蜜语以讨欢心，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州的城堡度假，还在自己的喷气式飞机上和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预计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会增加三倍。而每次，他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协助，他也能实现这一目标。他博得了华尔街的信任，把股价推到了140美元的高位。这让人不禁想起了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的那番评论："也许为了片刻的富有，忍受长久的贫穷也是值得的。"甚至连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公司的股票。 人们不禁会感到诧异，这些投资界的翘楚竟然如此容易受骗上当。答案在于他们都害怕自己居人之后，他们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热门股票，毕竟都在升值；要么就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其他基金后面的基金经理，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里都无法得到新的注资。处于这种投机时代，基金经理除了加仓别无选择。 1967年，麦克乔治·邦迪发表的一篇评论更是为投机时代摇旗呐喊。麦克乔治·邦迪是福特基金会的总裁，也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乔治·邦迪非常认真地给手下的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他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是过于大胆了，而是显得勇气不够。 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初步印象，长期的谨小慎微让我们遭受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 这番话让华尔街为之一振。如果福特基金会都鼓励人们勇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个基金经理需要缩手缩脚？不仅如此，身为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麦克乔治·邦迪言必信、行必果。他大笔调用基金会的收入来投资股市，寄希望于通过在股市上的成功运作赚回更多的资金。他信誓旦旦地对《财富》杂志这样说道："我也许会犯错，但我对自己的行动毫不迟疑。" 1967年10月，也就是在麦克乔治·邦迪的"圣谕"传达之后数月，巴菲特就像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声明。 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此时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迟疑不决。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总资产已经高达6 500万美元，但他该把这些钱投资到什么地方去呢？价格低廉的股票已经不复存在，游戏规则也发生了改变。 华尔街在短线和超短线交易上下了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这种投机交易确实很有赚头。 同时，他也坦言这些热门股票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真切地知道自己并不擅长这种交易，他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他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这么高的股价是荒唐的，他只能说服自己。 当游戏规则已经不为你所熟悉后，人们会说这种新游戏方法是错误的，可能会导致新的麻烦，这样说都是人之常情。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做法非常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因时而宣做事的人们得到了怎样的惩罚。实话实说，面对现在的游戏规则，我已经有些乱步了。但在有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不会放弃之前的某种行为方式，因为我完全掌握它的逻辑性（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暴利），转而接受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付诸实践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一旦遭受重大损失就再也收不回来。 有些合伙人认为巴菲特的这种说法只不过又是"狼来了"的把戏，因此都开始自己从事短期投机交易。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了大家眼前巴菲特低了自己的收益目标，把自己合伙企业的盈利率超过道琼斯的比重下降了100%。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巴菲特将朝一个更低的目标奋进-每年盈利9%，或是超过道琼斯指数5个百分点，按照任何一个目标来计算投资目标都比之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赚钱机会的合伙人"理性"地决定离开巴菲特，"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深感遗憾"。 同时，巴菲特似乎出现了中年危机。巴菲特名下的私人财产已经高达1 000多万美元，和自己"年轻气盛"的时代相比，他不想再那么"拼命"了。他现在已经步入37岁的黄金岁月，不过在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巴菲特考虑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这让许多人都感到很吃惊。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关注的是，从表面看上去，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张理性得近乎机械的冷峻面容。他不同寻常的自我感知力使他明白，如果他坚持原先的既定目标，那么他就会永远都有挥之不去的压力。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实验室里安装在实验鼠身上的设备一样，他调低了自己的目标。 不过，如果说巴菲特努力使自己不要那么"竭尽全力"的话，这种说法大家都觉得站不住脚。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他不再是一个"拼命三郎"了，他们也不相信他真能做到不"拼命"。女儿苏珊回忆说，要想让父亲从专注的工作中抬头看你一眼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巴菲特发表了这番声明之后不久，女儿苏珊就拿到了驾照，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把父亲的林肯车撞出一个小坑。苏珊自然很担心一旦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父亲，怕他会责备自己她回忆道："那天我是哭着上楼的，爸爸正在看报纸。我说：'爸，我把你的车给弄坏了。'他却连头都没抬一下，我接着又哭了。大约过了5秒钟，他说了一句：'哦，有人受伤吗？'我答道：'没有。'我在那里等着，以为他还会说些安慰的话，结果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我一眼。" 这就是所谓不太"拼命"的巴菲特。 几分钟后，他意识到，作为父亲应该有些表示才行，于是就来到苏珊的房间，把头探进房间说道："苏珊，没事，那个跟你撞车的家伙肯定是个笨蛋。"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几句话。那天晚饭后，苏珊想用车，巴菲特二话没说地就把钥匙给了她。 尽管巴菲特对情形估计并不乐观，他的投资业绩依旧毫不逊色。做出那番声明后不久，他报告了1967年合伙公司的业绩，盈利率高达36%，比道琼斯指数高出17个百分点。大部分盈利来自美国运通，它的股价已经狂涨到每股180美元，在顶峰时它占到合伙公司投资组合中40%的份额。当年投入1 300万美元，巴菲特轻松地赚到了2 000万美元的利润。（不过，他从来都不仅仅把发财的金矿事先告诉他如今的合伙人。）他还从迪斯尼那里赚到了55%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盈利一如既往地那么辉煌，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其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段时期。 （有些合伙人甚至写信来询问他是否真的乱了步，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说，他确实乱了步。）他放弃了"轻而易举赚到暴利"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他在投资时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只有一个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的直觉是错误的。在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目睹很多投机商赚得盆满钵满对于巴菲特不啻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想到了一个至少能看懂当前股市行情的人，那就是格雷厄姆。他想到了一个提议，为什么不以这位大师的名义，把他的弟子聚到一起呢？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同窗好友，其中包括比尔·鲁安、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克纳普（还有一些朋友不是格雷厄姆的门徒，比如查理·芒格）等，在圣迭戈附近欢聚一堂。不过，巴菲特恳求大家谈话的内容不要晚于1934年版的《证券分析》。从他信中使用的谨慎语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巴菲特恩师唯恐有人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风头。 今天，我和格雷厄姆谈了谈，他很喜欢与"精选"人士见面这个点子。我们选定了1月26日周五这个日子，大家可以重温旧情、畅叙一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发表演讲的嗜好，我郑重地想要向大家表明，格雷厄姆才是蜜蜂，而我们都是花朵。看了这份演讲嘉宾名单，我感到这次会面如果组织得不好，会变成一场喧闹的土耳其地毯拍卖会。除非我们都能达成共识，就是在这次会面中，要虚心地再向格雷厄姆学些东西，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证明，多年未见，他错过了我们很多人美妙的思想火花。 也许巴菲特最担心的就是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芒格觉得格雷厄姆教的很多东西都很愚蠢，他总是让巴菲特重新想想对老师那么尊敬是否有必要。在芒格看来，与其为一个烂企业出低价，倒不如为一个好企业开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有很多看似价格便宜的企业其实完全是个烂摊子，到最后反而会发现这种烂桔子其实一点都不划算。 巴菲特自然明白芒格讲的这番道理。之前，他曾经坦言过，自己尽管主要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低价股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能真正让我产生激情的，都是那些让我更加注重品质的投资方案"。当然，他把美国运通和迪斯尼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做自己的最爱。他说："这种投资更加安全。"他的老师依旧是他的榜样。 与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玛丽莲·梦露拍摄经典电影《热情似火》的场景所在地）。格雷厄姆带着一种苏格拉底的气度走了进来。他在开场白中说道："你们是一群聪明的年轻人，让我给你们做个测试，有10道正误判断题。我提醒你们，它们的难度可相当大。"没有人能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律所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外，因为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在每道题后面都打了勾。格雷厄姆之所以出这些题目，是想说明一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掉入陷阱，这正是对当时那个投机泛滥的时代的讽刺。 汤姆·克纳普的合伙人爱德华·安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格雷厄姆在一起。"但是，后来这次聚会突然有不测风云，格雷厄姆因为生病提前离开，也不再有兴致继续扮演"蜜蜂"这一角色了。于是，这个集会就成了巴菲特团体核心成员的聚会。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认识到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就像一场之命夺宝之争。有人可能会发现一只"烟蒂型"股票，吞云吐雾一番后就把它抛了，转瞬而逝的特点并不令人满意。但是，让巴菲特感到兴奋的是立足于长远的投资，通过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以及从和这些公司经理如本杰明·罗斯纳等人的共事中，巴菲特的确发现，这些公司的盈利增长能力很难达到美国运通的水平。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做生意中找到了另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其实，又有哪种生意又不是如此呢？）如果自己投入的资金能够得到合理可观的回报（例如10%~12%），那么总是改弦更张想要从别的公司身上多赚几个百分点的盈利，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 不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不算过分：如果合伙人的钱不能在巴菲特这里多赚出几个百分点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跟随巴菲特呢？如果单纯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弗雷德·卡尔的说法和做法似乎更站得住脚，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却对自己的几笔投资很是沉醉，因为除了简单的数学计算之外，在他的投资动机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他对奥马哈城、格雷厄姆以及他的朋友们都是偏爱有加的。他的一生都在寻求持续性，他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出售股票也是一种不连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个界限，什么时候该持有自己喜爱的企业的股票，而在什么时候应该抛出套利。在华尔街，其他投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1968年，美国的政局陷入动荡，但是股市的红火却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纽约大盘的日平均成交量高达1 300万股，比1967年高峰时的纪录还要高出30%。1968年6月13日，日成交量暴增至2 100万股。行情机工作时飞快地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与荷枪实弹的士兵交锋，它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响亮，人们逐渐升温的政治不满反而给华尔街的股市带来了更多的推动。在那个充满暴力和暗杀恐惧的动荡夏日，股票交易所因为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压得喘不过气来被迫休市，这在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多日，人们似乎在寂静中可以听到求救的呼喊声。但是股市还在一路疯涨，就像一个醉汉还想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色已亮都没有察觉。 尽管巴菲特还不到40岁，但他觉得相形之下，自己已经进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视竞争对手表现出来的懈怠，但是现在他们都表现出了"严重的高血压症状"。他留意到有一位基金经理宣称，光是每周或每天研究股票是不够的，"股票必须每隔一分钟就研究一番"。巴菲特评价说："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出去取一瓶百事可乐喝都有负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见，这番言论也许出自一个在华尔街涉世不深的乡巴佬之口，他写信给家里的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方寸大乱的事情。而事实上，巴菲特从来都没有和华尔街脱离开过。实际上，他每天都要给股票经纪人以及交易商打电话，有的时候每天还要打好几电话。坎托-菲茨杰拉德经纪人公司的首席交易商阿特·罗斯儿开玩笑说，这些年来他和巴菲特说的话不下"一亿句"。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信息便不能超过纽约那些基金经理，至少也不会比他们逊色。他从奥马哈得到了一种平衡感。有一天，当他带着儿子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霍华德说："要想赢得良好的信誉需要20年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做事的方法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了。"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投资奇才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却能够继续踏实地留在相对偏僻的内布拉斯加州。巴菲特在1968年接受《邓氏评论》采访时说道："奥马哈不比别的任何地方差，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片森林；而在纽约，你的视线会被树木遮挡。" 但是，人们不是都说纽约人容易得到"内幕消息"吗？这对巴菲特的投资难道没有影响吗？ 巴菲特回答说："有了足够的内幕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一年内就有破产的可能性了。"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具有美国中西部风格的话，而且直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它的潜台词就是美德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变成罪恶，这与华尔街上芸芸众生普遍接受的至理名言恰好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他连续几周都在买进这只股票，是以汤姆·克纳普在曼哈顿的特威迪-布朗和克纳普公司作为经纪商。有一天，当公司正要为他买进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时，公司的合伙人霍华德·布朗突然接到奥马哈城打来的电话。霍华德·布朗放下听筒，说道："真是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进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收购了。巴菲特有可能事先得到了内幕消息，但他没有买入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获利机会。他明明知道买入这些股票是合法行为，但巴菲特认为大家都会留意到这一点，让他的做法看上去有那么一点令人狐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会互相抵触（有人倾向于把两者看成有所差别的个体），其实巴菲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经常倾向于一致，因此还是有可能把二者妥善处理好的。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并不是每个华尔街同行的头脑中会具备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每年春天会和苏珊一起去，其他时候也会常去。他会在中心广场和许多商界人士及朋友们见面。在这些人中间，包括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尔·鲁安、《财富》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卢米斯以及未来的饭店业巨头拉里·蒂什。他们都是非常富有而又神通广大的人物。 但是，当巴菲特身处纽约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有一天晚上，数据文件公司的主管鲍勃·马洛特在纽约第五大道偶然遇到巴菲特，却看到巴菲特在那里来回踱步，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家商店下面的地段大小，在堪萨斯土生土长的马洛特得出结论说："一个在大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具备巴菲特身上的那种率真。" 到了1968年底，美国股市的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一些大公司的泡沫纷纷破灭。杰拉尔德·蔡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只基金中的业绩排名也一落千丈，跌至299位，蔡不得不就此收戟。当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了欧米茄股票的交易。对于弗雷德里克·梅茨而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梅茨基金拥有30万股欧米茄股票，这个曾在全美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却要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大资产亏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停止了基金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闭出纳柜台的窗口以停止挤兑）。接着，梅茨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高端投资者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后院起火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兜售他的行家观点，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梅茨好像并不在意，他自信地说："和1968年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担心1969年会变得前景暗淡。"后来，基金打开了封闭期，他的基金净值马上就下跌了93%。 梅茨基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当梅茨基金的帝国摇摇欲坠时，明眼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绝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基金公司。伯恩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他的担忧。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草木皆兵地恐慌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股票时一样慌不择路。不过，巴黎和谈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上990点的高位，而华尔街又把奢望的目光放到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上：越战结束，道琼斯指数站上1 000点。 巴菲特合伙公司在1968年赚进了4 000万美元的利润，年盈利率高达59%，总资产增加到了1.04亿美元。巴菲特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跑赢道琼斯指数不是仅仅5个百分点（他定下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百分点。他说，这种盈利业绩"是百年一见的稀罕事，就像有一局牌中抓了13张黑桃一样"。这是他最后一次轻轻松松就做出的业绩。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终结前的呻吟，而华尔街的专家们不顾已经很高的整体市盈率，依然在拼命地推荐热门股票。美林公司买进了市盈率为39倍的IBM公司股票，巴奇证券公司把施乐公司的股票推到50倍的市盈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市盈率抬高到56倍。在这样的高盈利水平下，一个把自己所有资产都压在雅芳公司股票上的投资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真能"值"那么多钱吗？一个基金经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股民们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真能值多少。每一个大学的捐赠基金都觉得 "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施乐公司等热门股票。因此，我觉得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一个从表面上看不出的微妙区别："价格是你所掏的钱，而价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 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已无法扭转，巴菲特对找到理想的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年5月，《商业周刊》把弗雷德·卡尔评为"全美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因为担心自己陷入惨境，同时也担心自己多年来赚到的家业付诸东流，巴菲特做出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宣布离开投资界。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消息震惊了所有的合伙人。就在要这个时候，当牛市掀起一波波高潮时，他却准备隐退了。 股市的这种投资局面让我无法适从，我也不希望去玩一种自己根本都不懂理解的游戏，最后有何能让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都毁于旦，我不如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宜。 巴菲特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主动关闭一个企业并偿还资金，更不会在鼎盛时期这样做，也不会在公司取得最佳业绩之后主动这样做。之前，根本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巴菲特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他可以选择把股票清仓，将股市上的资产换成现金以等待时机，每个合伙人都渴望由他来运作资金，而他也总是感到肩上有一种无法推卸的压力，要带领整个合伙公司向前迈进。自从1967年他写给合伙人那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以来，他曾经试图不要干得那么像"拼命三郎"，但是，只要他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他就绝不可能真正活得悠然自得。 如果我要融入公众之中，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参与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忙于超越其他的投资经理，但是要让自己完全放慢脚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放下为上，让者有余。 在他的朋友理查德·霍兰德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细审视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金钱，他现在拥有的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 500万美元。而且巴菲特已经向合伙人暗示过他将改变脚步。 你们中的有些人会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岁时，我会尽力实现一些其他的个人目标，这些目标与我在20岁之前设定的人生目标会有所不同。 一年之前，巴菲特曾经帮助过狂妄不羁的尤金·麦卡锡筹资参与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在接受《奥马哈世界先驱报》采访时，他表示希望把大量的时间"尽可能而且有效地花在关乎民众福祉的问题上"。在另一次接受访问时，他说自己想追求一些赚钱之外的目标。巴菲特立即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大家也开始察觉，巴菲特急流勇退的决定日渐显得英明。直到5月份，道琼斯指数一直停留在1 000点左右的高位。但是，到了6月份，道琼斯指数猛跌到900点以下，一只只高估个股的泡沫纷纷破灭。利顿实业公司是当时典型的大盘蓝筹股，它的股价比极盛时期下跌了70%；凌刑啬房菩沃特公司的股价也从每股169美元一路狂泻到2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公司纷纷关门倒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内原来悬挂着醒目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股份"，后来悄无声息地被撤下了。速利基金也是灰飞烟灭。 刚在5月份被《商业周刊》奉为神明的弗雷德·卡尔当年12月就黯然退场了，他的企业基金里堆满了无法清算的非注册股票。这些非注册股票的市值在 1969年就下跌了26%，而在这场浩劫结束前继续大跌，跌幅之深近乎腰折。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更是从140美元狂跌到3.5美元，连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都没能幸免于难。道琼斯指数1969年底以800点收盘。然而，股市还在一路杀跌。到了1970年5月，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每一只股票都比1969年初缩水了50%以上，四季护理中心的股票在1968年是市场的宠儿，它的股价从每股91美元下跌到32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内就急降了50%，致使公司那位拿破仑式的传奇缔造者H·罗斯·普洛特的财产在一天之内就蒸发了4.45亿美元。福特基金的投资组合也变得支离破碎，麦克乔治·邦迪不得不喝下自酿的苦酒。 巴菲特殚精竭虑才使得公司在1969年维持了7%的盈利水平，这是合伙公司的最后绝唱。尽管这是业绩不佳的一年，但还是跑赢了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巴菲特长期以来预计公司业绩下滑的年月从来没有出现，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盈利，并击败了道琼斯指数。 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年将1万美元投入道琼斯指数，那么13年后他获得的总利润将达到15 260美元。但是同样多的资金如果投入巴菲特合伙公司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之后，将会产生150 270美元的利润。如果换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每年增长速度为29.5%，远远超过道琼斯指数的7.4%。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巴菲特相媲美的英杰，例如古典音乐界的莫扎特。然而在投资界，巴菲特的卓越成就无人可以比肩。 有些投资公司想出资买下他的合伙人名录，但巴菲特将他们一一拒绝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巴菲特从前的投资者将把他们的钱投到哪里去呢？巴菲特只给了他们一个名字：比尔·鲁安，他是格雷厄姆班上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当时，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的许多合伙人都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说他将把自己的很多资金注入城市债券里，他也写了一封最后的长信告诉他的合伙人如何做出同样的投资（但他申明以后他将不会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意见了）。这封长信的形式既随意又散漫，但是内容非常具体。在纽约市发生财政危机5年前，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麻烦。他在这封信中有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会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因为我对如何分析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的财务状况感到毫无头绪。你们对纽约市的财政状况分析跟我的分析应该是一样的，我承认很难想见市政府在超过贷款期限后就不再付欠款了。我分析债券的方法和我分析股票的方法很相近，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宁可不去为此烦心。 除了两项投资以外，合伙公司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项分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后者是本杰明·罗斯纳的联合制衣公司的控股公司。 这样一来，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持有两家公司的股票或是把自己的股份套现退出，巴菲特自己则选择了留下股票。 我觉得这两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都很好，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资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到这两家公司中去。 他恳请合伙人在考虑两家公司中较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时，不要仅仅把它当做一只股票，还要把它当做一个企业。不过，他的说法还是让人感到有点晦涩难懂。一方面，他自己对纺织业并不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那个年轻人。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每年都会带来10%左右的资产增值，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预计。此外，尽管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政策制定，但他的合伙人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 "转移兴趣"。 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认为巴菲特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把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以每股43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巴菲特。但是许多投资者选择了继续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投入多少心力。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将保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正如忠实的威廉·安格尔医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人只要还长着脑子，就会听巴菲特的建议。" 第七章 命运使然，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经历了两次而非一次的短暂经济腾飞。 这座城镇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建立起来，经历了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劫掠，后来又成为世界捕鲸业的贸易中心。 在美国内战时期，捕鲸者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宾夕法尼亚州开挖出第一口油井，新贝德福德的命运也开始滑坡。然而新贝德福德人在摇摇晃晃中还是挺直了腰杆，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先见之明，把一些资本投入到了别的领域。早在1847年，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者们认为可以减少对靠海吃饭的依赖性，于是就筹资建设了一家纺织厂。后来又建成了一座纺织厂以捕鲸人阿库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标志着资本流向的转变。最后，在新贝德福德，并约有1亿美元投入了纺织业，即使当这一城镇，轮船坞上依旧堆满了从美国南部运来的成捆棉花。在20世纪初叶，新贝德福德的70家纺织厂生产出来的上等棉布在全美是最多的。 对于新贝德福德人而言，有一条经验是很重要的：资本是运动的。轮船也许会腐烂，但是利润却不必和船长的灯一起沉入大海。这一点使得这座城市里最大的纺织厂维持了近100年的历史。 哈撒韦制造公司是于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韦创办的。公司创办时有40万美元，投资人主要是捕鲸者，这可以从它坐落在考夫大街面朝大海的位置就明显地看出来。当年《新贝德福德晚间标准报》写道，这家蒸蒸日上的新企业将"雇用大约450名工人，有3万个纱锭同时开工"。这家纺织厂的最初的一个投资人叫赫蒂·格林，她是一个以"华尔街巫婆"的绰号而臭名昭著的吝啬鬼。 随着国家对棉布需求的不断增长。哈撒韦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纺织业利润也大量增加。在新贝德福德，有3万名工人（几乎占到劳动力总数的一半）都在纺织厂工作。 后来，纺织工厂突然衰败了，或者说向美国南方转移了，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廉价。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这个日趋衰败的行业，纺织工厂的投资者们态度极其冷酷。到了 20年代末，尽管他们获利依旧丰厚，但工厂里运转的依然是陈旧不堪的机器。同时，股东分得的红利也相当丰厚，基本上可以达到10%。这些业主们把资金抽调到南方的纺织厂，投到了股市上，也花在了他们的豪华游艇上。不论这些钱流到了哪里，业主们都牢记捕鲸者的训诫，一旦这个行业走向灭亡，他们就再也不会注入新的资金。在这些工厂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哈撒韦制造公司。 哈撒韦制造公司是由西伯里·斯坦顿经营。他举止优雅。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鲸船的船长，父亲曾任哈撒韦公司的总裁。 西伯里出生在新贝德福德，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法国打过仗，并被提拔为陆军中尉。战后他又回来成为哈撒韦的合法继承人，在纺织厂里做过学徒工。要不是遇到了沃伦·巴菲特，他也许会在那里待上半个世纪。 西伯里·斯坦顿不苟言笑，态度冷漠，不过目光如火巨。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出现在1934年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当时的纺织厂一个个倒闭了，或是迁往南方。但是，西伯里就像他的航海者祖先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安全地闯过这场风浪。他设计一个运营计划，为工厂增加现代化的设备。在后来的10年间，他总共为纺织厂纳入了1 000万美元的资金。西伯里和他的弟弟奥蒂斯走进了股票交易所，大量买进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他们胸怀高尚的理想，认为如果股东的利益面临风险，就应该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了西伯里做舵手，考夫大街上这座红砖盖成的纺织厂勇敢地经受住了浪潮的冲击。 接下来几年的经营业绩可谓喜忧参半，哈撒韦建立了合成纤维分厂，而且在人造纤维制造业中一直处于市场旗舰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降落伞纤维面料的需求无异于给公司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二战结束后，哈撒韦继续研发人造纤维，终于成为全美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男士西服面料制造商。但是，麻烦在于公司的产品非常易于被竞争对手仿制，它逐渐遭到了来自美国南方厂家乃至远东厂家的强烈冲击。后来，1954年，一场飓风吞噬了整个工厂，使它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人给西伯里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让他去南方重新投资办厂，但这位倔犟的军官决不认输。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新英格兰，于是他决定让哈撒韦与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北方制造商伯克希尔精纺联合公司联姻。 要说到伯克希尔的历史，就需要追溯到塞缪尔·斯莱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美国第一家纺织厂。奥利弗·蔡斯是一位曾经为斯莱特工作过的木匠，1806年也在罗得岛建立了自己的纺织厂，蔡斯家族让企业一直长盛不衰。一个半世纪之后，蔡斯家族依旧控制着伯克希尔，而伯克希尔公司下面有十多家工厂，为床单、衬衫、手绢和衬裙工厂生产人造纤维。 和哈撒韦一样，在二战期间及二战结束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伯克希尔也盈利颇厚，后来它也同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境。但是，马尔科姆·蔡斯总裁却采取了与西伯里截然不同的经营战略。哈撒韦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建立了时装面料、西服面料以及窗帘布料等几个分厂，而伯克希尔却仍旧在使用古老的机器来加工棉花。蔡斯这位白发苍苍、面庞瘦削的新英格兰人，自从1931年以来一直从事纺织业，他觉得这个行业在新英格兰没有光明前景，自己的也没有充分施展潜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后来当上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布雷迪于1954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伯克希尔公司。他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十分不乐观，自己很快就把手中的股票卖出。 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新的公司堪称纺织界的巨人，有14家工厂、12 000多名工人，年销售量高达1.12亿美元。有人认为哈撒韦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与伯克希尔的巨额资产相得益彰，铸造出纺织界的巨无霸。新公司的总部迁到了新贝德福德，由西伯里·斯坦顿负责运营担任总裁，马尔科姆·蔡斯则担任董事长。 西伯里对伯克希尔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当看到成千上万的老式织布机与房顶的滑车相连运作时，他下定决心要对工厂进行一番现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纱锭，重修了织布机，提高了织布机的速度，还把最好的工厂进行了整合。 西伯里骨子里就有一种贵族的清傲。在他看来，他是塞缪尔·斯莱特的精神继承人。在他看来，塞缪尔·斯莱特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能够把湍急的河流、旋转的飞轮、粗糙的纺织机和纱线连接到一起，为全美国人提供了衣着"。大萧条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没齿难忘的印象，也一直成为指导他行动的准星，在记忆中"人们要鼓足勇气辛苦打拼才能生存下来"。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新英格兰最大的一家，最后也变成了唯一一家存活下来的大型纺织企业。 然而，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他还不如去捕鲸为生。据他手下的人说："西伯里对于投资回报率没有一点概念，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让工厂持续经营下去。"他不停地往工厂里注入资金，但是过低的纺织品价格却无法让他得到投资回报。 西伯里和他的弟弟奥蒂斯性格不合。奥蒂斯对哥哥进行每投资的计划强烈反对，另外他对西伯里不惜冒罢工风险坚持削减工资的做法相当不满。 兄弟两人之间的隔隙也渗透到了公司的方方面面。 伯克希尔帝国在慢慢分崩离析。西伯里还在极力宣扬纺织业的光明前景，而在纽约负责推销纤维面料的销售人员认为这是一个已经衰败的夕阳产业。有一次，伯克希尔的一位推销员和一个客户在纽约第五大道会面，向他推销手绢布料。这位客户指着窗外一位走进洛德与泰勒百货商场（Lord & Taylor）的女士说："看见了吗？所有的女性手里都拎着手袋，每个手袋里都有一盒舒洁纸巾，这就是手绢行业终结的标志。" 到1961年底，伯克希尔只剩下7家工厂了。在之前的三年中，公司共注入1 100万美元。尽管公司的设备性能有了提高，但是生意却鲜有起色。公司生产的普通平织布料无法在与其他厂商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当竞争对手的产品充斥整个市场的时候，伯克希尔显得孤立无助。因此，到了1962年，也就是伯克希尔完成现代化改造的那一年，它的运营损失竟然高达220万美元。 当时，西伯里和奥蒂斯两兄弟之间的夙仇更加激化，因为西伯里打算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杰克·斯坦顿。杰克是一个高高瘦瘦、长得有棱有角的男孩，很像他父亲。但他的蓝色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杰克步父亲的后尘也在哈佛念了书，也参加过世界大战，还曾经在海军陆战队的棒球队里投出了不少好球，费城体育学院曾经很希望把他招进学校，但是西伯里不准他去。杰克是个极富责任心的孩子，他放弃了棒球，来到织布厂，"他和工人们并肩工作，弄得满手油污"。1962年，性格冷峻的杰克已经是公司的总会计师了，年逾古稀的西伯里打算再工作几年把儿子扶上总裁的宝座。奥蒂斯和马尔科姆·蔡斯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于是便开始秘密地物色其他人选以取而代之。 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华尔街备受冷落。投资信息提供商价值线公司的一位证券分析师理查德·蒂利森曾在1955年初推荐过伯克希尔的股票，当时推荐的目标价是每股14.75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理查德·蒂利森也经历了市场供过于求以及纺织厂纷纷倒闭的痛苦岁月。 到了1963年初，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经跌到每股8.125美元，比理查德·蒂利森最初投资时缩水了45%之多。 然而，这位纺织业股票分析师心中希望的火焰多年来一直都没有熄灭。1963年3月，理查德·蒂利森发布分析报告，称伯克希尔公司"现在的经营前景比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都要更好"。当年6月，他更是毫不惜力地为伯克希尔摇旗呐喊，预测公司第二季度会有一定的盈利。到了9月，他不得不再次公开宣称公司业绩反弹尚需时日。 由于"暂时"的价格疲软，"目前"还难以迅速盈利。这种状况一下子就延续了整整8年时间。 根据经济理论，如果一家公司管理如此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能让其资产发挥更大的价值，就会想要接手公司。无独有偶，巴菲特与理查德·蒂利森几乎同时开始关注伯克希尔公司。当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还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霍华德·纽曼曾去伯克希尔公司考察，差一点就决定买下它。直到1962年末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伯克希尔公司的旁观者。但在1962年末，伯克希尔的股价跌破每股8美元。因为伯克希尔每股的运营资本都高达16.50美元，因此公司股票看上去实在是片价值洼地，于是巴菲特通过合伙公司买进了一些股票。但是，当时巴菲特并没有接管公司的念头。他操作伯克希尔股票的方式与其他股票并无二致，他认为自己也会把伯克希尔的股票耐心地持有几年。 然而，随着巴菲特的投资兴趣日渐高涨，他在纽约的一位经纪商朋友丹尼尔·考因给他找来了大量股票。1963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成为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一度隐瞒起自己作为最大股东的身份，而由丹尼尔·考因出面，他在伯克希尔公司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 后来，有消息说丹尼尔·考因背后的大老板正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买进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辞地说："有可能会吧，也有可能不会。"不过，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会做出什么大动作。 不久，巴菲特参观了这纺织企业。当得知杰克·斯坦顿手里有一份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马上要求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想去看看厂房，杰克·斯坦顿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让肯·蔡斯陪他去参观。" 这是杰克·斯坦顿一生中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蔡斯（他与马尔科姆没有什么联系）作为取代西伯里的候选人了。但是，对这一职位视为囊中之物的西伯里和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肯·蔡斯长着一张国家脸显得平易近人，年近50岁，是一位化学工程师。他在当地土生土长，开着一辆雪佛兰车，之前曾在新贝德福德纺织学校念过书，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人造纤维部工作，后来通过努力折拼爬到了负责生产的副总裁职位上。 在两天的时间里，蔡斯带着巴菲特在纺织厂里四处参观，巴菲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塞缪尔·斯莱特创业时的真实写照：一捆捆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像绳子般的细丝在上千台纺架上织成了纱线，最后又堆积到了一起。不论巴菲特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不再为人称道的行业中，还是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存在，非常能体现新英格兰特有的气质。肯·蔡斯回忆说： 沃伦·巴菲特一直问个不停，关于营销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公司该怎样发展，我们目前销售的是什么产品，我们主要的销售对象是谁……对每个细节他都刨根问底。 肯·蔡斯毫不避讳地描出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人选。巴菲特并没有做更多的表态，但是在行程结束时，他给肯·蔡斯留下了一句富有暗示性的话："肯，我会和你联系的。" 与此同时，西伯里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楚歌。1964年，伯克希尔公司一再要求回购股票，这样可以增加西伯里控制的股票份额。巴菲特对于是否要把股票卖给他犹豫不决，他认为西伯里想在价格上出奸耍滑。 "他们俩在价格上有0.375美元的差价"，否则巴菲特就会把股票出手了。查理·芒格回忆说："巴菲特成为伯克希尔的控股人绝对偶然的。" 作为一家公司，其实伯克希尔并不值得称道，但巴菲特觉得自己和西伯里之间的账还没了结，于是不想袖手旁观。巴菲特和西伯里在公司的运营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巴菲特认为西伯里没有完全尽到责任。巴菲特同往常一样，还是让别人为他来唱白脸。 丹尼尔·考因和西伯里在他的象牙塔办公室里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西伯里大声地咆哮，说任何人都别想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执行副总裁埃德蒙·里斯奇利知道丹尼尔·考因是在代表巴菲特说话，就冲了进来提醒西伯里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大股东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事态愈演愈烈。那位曾带着巴菲特参观工厂、言辞坦率的副总裁肯·蔡斯对伯克希尔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竞争对于厂家进行了一次谈话想给自己找条退路。1965年初，斯坦利·鲁宾给蔡斯打电话，让他少安毋躁。蔡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斯坦利·鲁宾神秘兮兮地说尽管相信他的话就是了。 过 了大约一个月，鲁宾又打来电话："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已经以华尔街股票经纪公司的名义持有了股票。"鲁宾说巴菲特有事要和蔡斯谈谈，希望蔡斯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面。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蔡斯一同在饭店前的一个小公园里散步，巴菲特给两人买了奶油冰激凌。 巴菲特直截了当地问道："我想让你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裁，你意下如何？" 蔡斯当时48岁，而这个许诺给他事业第二春的人只有34岁。 蔡斯还没来得及答应，巴菲特就补充说，他手里已经握有足够多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他让蔡斯暂时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公司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已经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蔡斯的谈话总共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蔡斯一直都没回过神来。 肯·蔡斯并不知道，在此之前巴菲特已经找过董事长马尔科姆·蔡斯，并且提出要买断他的股票。马尔科姆提出自己多年来和公司感情深厚，不愿意出售股份，但是马尔科姆家族里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股份了。 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过。奥蒂斯·斯坦顿愿意出售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尽管知道这样做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他也会这样做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苏塔俱乐部安排巴菲特、奥蒂斯共进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里手里的股票都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一个突破。尽管杰克·斯坦顿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里对此已经没有兴趣了。 在拥有了斯坦顿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公司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每股成本是15美元。 杰克·斯坦顿曾经因为太忙而没有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开始后悔了，但是为时已晚，他觉得必须和巴菲特见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飞速赶赴纽约，在广场饭店和巴菲特及苏珊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也许巴菲特很想转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就对杰克讲起自己的事业历程，讲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人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几千份"公司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之前不久，巴菲特秘密地被提名为公司董事。在正式接手公司那天，巴菲特一大早就飞到了新贝德福德。他的平头理得很精神，西服的扣子也扣得紧紧的，上面还有很多皱褶。他的后面跟了个助手，身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活像一个外表邋遢而又风尘仆仆的外地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里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在召集所有与会人员入座以后，西伯里把这次会议的日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但没有做任何表态。之后，西伯里·斯坦顿就隐退了。杰克·斯坦顿也只能喝下这杯苦酒，两人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铺着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蔡斯被选为总裁，巴菲特担任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斯坦顿还不忘给哥哥最后一击，把票投向了多数派，使自己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蔡斯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接管伯克希尔的人是巴菲特。公司改组的1965年5月10日当天，股票便大涨到每股18美元。 不过，这一次巴菲特在媒体上的良好形象几乎毁于一旦。下午版的《标准时报》在头版上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西伯里·斯坦顿故意向媒体走漏风声，对于因为"某种外部利益"而使得自己被迫离职的做法大加挞伐。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清算人（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令人嫌恶的称谓），变得十分恼火。但是，巴菲特却撰文公开赞颂斯坦顿兄弟在公司改组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且也让自己刻意在实施公司改革计划的过程中放慢了脚步。在这份报纸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在原来的工厂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纺织厂，最后只留下两家工厂，累计净亏损超过1 010万美元，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 300名工人，这个数字只是1955年两家企业合并时员工总数的1/5。不过，公司的经营前景看来有好转的迹象，市场对人工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看到了扭亏为盈的曙光。人们本来想听听分析师理查德·蒂利森因为巴菲特的到来会发表一番什么评论，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师却和西伯里·斯坦顿站在了同一战壕里。价值线公司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告是由另一位新的分析师签名发出的，他指出"新控股股东"的运营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在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肯·蔡斯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然后坐下来促膝谈心。肯·蔡斯早就想要听听这位新业主对工厂未来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与纱线和织布机有关的事情都由蔡斯来打理，而巴菲特只负责看管资金。 之后，巴菲特又开诚布公地说明两人都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巴菲特讲的第一点就令人感到沮丧：巴菲特不会批准蔡斯或是公司的其他任何人得到股权奖励。 巴菲特之所以反对以股票期权作为奖励，是因为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对它都过于热衷了。股权激励有时的确能给管理层带来潜在的巨大的回报，但是它却降低了股权激励获得者的风险，于是管理层在使用股东资金的时候会更加随意。 巴菲特这一做法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他希望经理人的利益能和股东利益保持更加一致。一个管理者拥有股权激励和持有公司股票不同，管理者对前者并不需要担心会遭到什么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肆意挥霍股东的资金来盲目投资。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这样肯·蔡斯就能借18 000美元买进公司1 000股股票。于年薪不到3万美元，从来也不会向人奉债，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和那些早期就把钱交给巴菲特打理的合伙人一样，蔡斯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掌舵，好运就会降临。于是，蔡斯就接纳了巴菲特的建议。 接着，巴菲特就向蔡斯讲述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蔡斯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和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某个孤立的数字所代表的公司全部利润额也不是很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投入资本的比率，这才是巴菲特用来评价蔡斯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蔡斯一向认为企业规模扩大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因此巴菲特的这个观点对于他而言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也许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信条的关键之处，巴菲特用蔡斯易于理解的方式阐明了这个观点。 "我宁愿要一个投资规模仅为1 000万美元而投资回报率高达15%的企业，而不愿经营一个规模大到10亿美元而投资回报率仅为5%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回报率更高的其他地方去。"当天晚上，巴菲特就飞回了奥马哈。 巴菲特对于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非常上心。他让蔡斯把存货量和管理费用尽可能压低。蔡斯说："巴菲特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巴菲特恪守自己的诺言，让蔡斯大胆经营企业，他告诉蔡斯不必为每季度的预期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困扰。他只需要蔡斯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就行了。 事实上，巴菲特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最少的接触得到最大的收获。其实要和他联络也很方便，但这也使得蔡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给他打电话。而当蔡斯一旦真给巴菲特打电话的时候，巴菲特绝对不会在电话中絮叨唆。 "我只要告诉他经营利润和对明年的经营的预期就行了，而他会牢牢地把它们记在脑中。"蔡斯说道。 有一次，蔡斯在给巴菲特打电话时，巴菲特指出蔡斯说的一个数字和上一次打电话时说得有出入，蔡斯当时坚持说自己说的数字是准确的。但当他挂了电话仔细检查之后，竟然发现巴菲特记的数字是对的。从此以后，蔡斯每次在打电话之前总会事先仔细核实一遍数据。 当然，蔡斯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只有巴菲特才能调动资金。而且，因为西伯里·斯坦顿之前注入纺织厂的大部分资金都已经打了水漂，巴菲特不愿意追再加一分钱的投资。 不过，蔡斯还是做出了一努力。他曾提出过一些投资建议，每次在提建议之前还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并展望了很好的经营前景。而巴菲特往往会回答说："肯，你的投资方案还是无法超过过去的平均赢利水平。"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财务主管，他是在为巴菲特合伙公司担任外部审计员时结识巴菲特的。他提醒蔡斯说："肯，你可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 000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和蔡斯共同管理公司的头两年里，纺织品市场一派繁荣，公司因而获利丰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赚到的钱重新投到纺织厂里去。蔡斯按照巴菲特的要求不断削减公司的存货和固定资产。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步骤，他从象牙塔里那间办公室搬了出来。公司的现金流也变得更加充裕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每股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觉得这笔钱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这也是他自己许下的诺言。 伯克希尔的大部分股东都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公司的重大决策都来自奥马哈城。公司的总部仍然设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告也是由肯·蔡斯和马尔科姆签署的，但是细心的股东在阅读公司报告的时候都会疑心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一只手在给公司掌舵： 公司一直在纺织业内外寻找合适的兼并机会。 公司报告中这些话公布没多久，巴菲特就采取了行动。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奥马哈城的一家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它的控股股东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给巴菲特的合伙公司5万美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一直听别人谈起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对他也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位大学辍学生，而且是个满脑子想法的聪明人。他靠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司机提供保险起家。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挣到钱，就要为那些别的承保人不敢涉足的领域提供保险服务。 林沃尔特的强项是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业务，而且他愿意为任何保险商都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管是走私贩，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他都敢提供保险，此类保险的保费收入通常也会相对更高一些。 林沃尔特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世界上没有糟糕的风险，只有糟糕的运气。"这番话可谓鞭辟入里，寓意深刻。巴菲特从跑马场上悟到了相同的道理，他觉得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俩都原意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机率很大的时候才会去冒险。在巴菲特认识的朋友之中，林沃尔特可能是最吝啬的了。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套留在办公室里，这样就可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停留片刻，两人可以一起聊一会儿，巴菲特说最多只会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当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手国民赔偿公司绝非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国民赔偿公司？"巴菲特开门见山地问道。 "因为只有骗子和破产的人才会把公司卖掉。" "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还有别的原因吗？"巴菲特继续追问道。 "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还有吗？"巴菲特穷追不舍。 "我想让公司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还有别的理由吗？" "这么多理由还不够吗？" "你的股票价格是多少？"巴菲特切入主题。 "目前的市场价为每股33美元，但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想把你的公司买下来。"巴菲特说道。 总的成交价格为860万美元。让很多人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收购一家位于奥马哈的保险公司。但是，巴菲特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只看做一个纺织企业，而是要看做一个资本支出应该取得最大收益的公司。 纺织品行业需要不停地在厂房和设备上进行投资，因而需要消耗很多资金，但是保险业却能不断地带来现金流。保费可以在前端收取，而债务可以以后再偿还。在收取保费和偿还债务之间，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投资于股市，这在行话中叫做浮存金（float）。 传统的保险公司在管理浮存金时都相对保守，他们手中持有的现金远远多于实际所需。但是巴菲特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浮存金就像火箭燃料一样具有巨大的推动力。浮存金就是现金，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后来很快流行起来，但在当时，保险业还是一潭死水。很多保险公司甚至不屑于公布它们的盈利情况，几乎也没有投资者有兴趣看这些数字。促成这笔买卖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说："巴菲特比全美国任何人都更早地领悟到了浮存金的巨大作用。" 巴菲特买入了国民赔偿公司之后，伯克希尔就有了充裕的资金供巴菲特进行大手笔的运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业公司（Sun Newspapers of Omaha Inc.），该公司旗下有奥马哈的几份周报，后来又买入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Illinois National Bank & Trust）。这家银行是由尤因·阿贝格经营的。他从1931年开始接手，当时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还分文不值，而且城里的其他银行也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尤因·阿贝格也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巴菲特始终牢记大萧条的教训，在买入一个企业时似乎都坚持同一个标准。从30年代开始起步，尤因·阿贝格打下了1亿美元的存款业务基础，并使资产收益率（银行业的主要评价指标）在全美国的商业银行中遥遥领先。 很多像尤因·阿贝格一样年纪偏大的企业家都希望把企业卖出一个好价钱然后荣身而退，而新的业主们一边称颂前辈的业绩，一边恨不得早日肃清前任的影响力。巴菲特则不同，无论是管理银行、保险赔付中心还是零售连锁店，都并非他的专长，他本人也没有去越俎代庖的欲望。事实上他觉得，如果自己根本不喜欢某个企业的经营方式，那又有什么必要非得买下这家公司呢？ 巴菲特一直在物色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汗水拼搏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企业家对他都忠心耿耿。尤因·阿贝格在把公司卖给巴菲特时已经是71岁高龄，但他仍然愿意在巴菲特作为大股东的条件下为他打理公司，这就和杰克·林沃尔特为巴菲特经营国民赔偿公司以及本杰明·罗斯纳为巴菲特管理联合制衣公司一样（尤因·阿贝格勤勤恳恳地管理着这家银行直至80岁高龄）。 其实，这群亿万富翁中没有人真正需要为了讨生活而工作，但是巴菲特懂得：无论这些人嘴上怎么说，他们对成就感的渴求与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完全依靠他们，而他也通过对他们工作的赞赏以及对他们经营公司的充分信任表达了自己的信赖。 有一次，西尔斯百货公å?¸çš„一ä½?çººç»‡å“ é‡‡è´­å‘˜éª‚éª‚å’§å’§åœ°ç»™å·´è?²ç‰¹æ‰“电è¯?ï¼Œæƒ³è¦ å‘Šè”¡æ–¯ä¸€çŠ¶ã€‚æ‰“ç”µè¯?çš„è¿™ä½?采购员æ??醒巴è?²ç‰¹è¯´ä»–们都认识å?Œä¸€ä½?æ ¡å?‹ï¼Œè¦ 求巴è?²ç‰¹æŒ‰è‡ªå·±çš„ç?†ç”±æ’¤æŽ‰è¿™ä½?采购员。巴è?²ç‰¹å¯¹è¿™ç•ªè€ 套的说法完全置之ä¸?ç?†ï¼Œè®¤ä¸ºè¿™å®Œå…¨æ˜¯æ„Ÿæƒ…ç”¨äº‹ï¼Œæ²¡æœ‰ä»»ä½•é “ç?†å?¯è¨€ã€‚他直言ä¸?讳地告诉对方，这样的问题完全由蔡斯说了算。毫无疑问，这ç§?è¡¨æ€ å?ªä¼šè®©è”¡æ–¯å¯¹å·´è?²ç‰¹æ›´åŠ å¿ å¿ƒè€¿è€¿ã€‚ 当巴è?²ç‰¹æŠŠä¼¯å…‹å¸Œå°”的资本投入ä¿?险业〠银行业以å?Šå‡ºç‰ˆä¸šæ—¶ï¼Œä»–还在从纺织厂中抽å?–出更多的资金。到了1968年，也就是在他许诺出售å?Œæ ·åŽ‚家生产的相å?Œäº§å“ 3年之å?Žï¼Œä»–关闭了ä½?于罗得岛州的一家å°?纺织厂。å°?纺织厂的命è¿?ä¸?å?¯é ¿å…?åœ°å’Œæ£‰ç»‡å“ ç»‘åœ¨äº†ä¸€èµ·ï¼Œè€Œä¸”ç”±äºŽè¡¬è£™ä»¥å?Šé•¿è£™é?¢æ–™å¸‚场ä¸?æ–­è?Žç¼©ï¼Œè¿™ç±»çººç»‡åŽ‚的寿命也是日薄西山。曾辉煌一时的棉纺织å¸?国最å?Žå?ªå‰©ä¸‹ä¸€å®¶çººç»‡åŽ‚，也就是ä½?于新è´?å¾·ç¦?德的那一家。一年之å?Žï¼Œè¿žè¿™å®¶åŽ‚æˆ¿ä¹Ÿå œå·¥äº†ã€‚éœ?雷肖·哈撒韦当年一手创办起æ?¥çš„ä¼ ä¸šæœ€å?Žå?ªå‰©ä¸‹äº†çº±çº¿è¡¬é‡Œå’Œå?ˆæˆ?纤维窗帘在的生产厂了。 å·´è?²ç‰¹ä¼šäº²è‡ªè¿‡é—®æ¯?一笔资金的用处，甚至连办公室添置一把削笔刀的费用都ä¸?例外，通过伯克希尔公å?¸è´¢åŠ¡å§”员会的会议记录（此次会议是æŸ?个å¤?季新è´?å¾·ç¦?德和巴è?²ç‰¹åœ¨åŠ å·žçš„åº¦å ‡åˆ«å¢…ä¹‹é—´è¿›è¡Œçš„ç”µè¯?会议），任何一笔费用都难以逃脱巴è?²ç‰¹çš„掌控。 å?Œæ„?购买一å?°äºŒæ‰‹çš„æ•´ç»?机和ç»?轴架，花费估价为11 110美元。 å?Œæ„?è´­ä¹°50å?°äºŒæ‰‹çš„64英寸XD织布机，花费估计为71 160美元（包括安装费在内）。 å?Œæ„?整修办公大楼楼顶，估计花费9 340美元，修ç?†è½¦é—´åœ°æ?¿ï¼Œä¼°è®¡èŠ±è´¹9 940美元。 在写给蔡斯的信中，在谈到资金难以回笼的风险时，巴è?²ç‰¹ç‰¹æ„?æ??醒他除了现金之外，什么都ä¸?è¦ ç›¸ä¿¡ã€‚ å?Œæ ·ï¼Œæˆ‘ä»¬ä¹Ÿè¦ æ›´ä¸¥æ ¼åœ°å®¡æŸ¥æˆ‘ä»¬çš„å®¢æˆ·ï¼Œç¡®ä¿?他们ä¸?è¦ èµ–è´¦ã€‚å¦‚æžœæœ‰äººæ‹–æ¬ ä»˜æ¬¾ï¼Œé‚£å°±å?ªæœ‰å½“ä»–ä»¬å ¿è¿˜è¿‡åŽ»æ‰€æœ‰çš„æ¬ æ¬¾ï¼Œå¹¶ä¸”è¿žæ”¯ç¥¨ä¹Ÿç»“æ¸…ä»¥å?Žï¼Œæ‰?能给他们继续å?‘货。 å·´è?²ç‰¹å šäº‹å¯¹ä»»ä½•äººå?´ä¸?会破例，å?³ä¾¿æ˜¯å¯¹ä¸€ä½?é?žå¸¸"特殊"的顾客。20世纪70年代åˆ?，è‹?ç?Šæ›¾åˆ°ä¼¯å…‹å¸Œå°”在纽约的办事处买了一些布料。推销商拉尔夫·里斯奇利说："我们尽é‡?以最高的价格把布料å?–给她。这是一件好事。ä¸?过，å?Žæ?¥å·´è?²ç‰¹æ‰“电è¯?æ?¥é—®æˆ‘们收了她多少钱。" 1970年，巴è?²ç‰¹å?ˆä¼™å…¬å?¸è§£æ•£ï¼Œå·´è?²ç‰¹ä¸ªäººæ‹¥æœ‰äº†ä¼¯å…‹å¸Œå°”å…¬å?¸29%的股份。他自己任董事长，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公å?¸çš„å¹´æŠ¥é‡ŒåŠ å…¥äº†ä¸€å° è‡´è‚¡ä¸œä»¬çš„ä¿¡ã€‚ 当信中谈å?Šå…¬å?¸ç»?è?¥è¯„价尺度的时候，巴è?²ç‰¹æ‰€ç”¨çš„æ ‡å‡†ä¸Žç§ ä¸‹é‡Œå’Œè‚¯Â·è”¡æ–¯æ‰€ç”¨çš„å°ºåº¦æ˜¯å®Œå…¨ä¸€æ ·çš„ï¼šå?³æ?ƒç›Šèµ„本收益率，也就是投资的æ¯?一美元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巴è?²ç‰¹å¯¹äºŽä¸šç»©çš„评价标准å?‘æ?¥éƒ½ä¿?æŒ ä¸€è‡´ã€‚ä»–ç»?ä¸?ä¼šå¯¹å‡¯å¨ ç‰¹å¹¿åœºç”¨ä¸€ä¸ªå°ºåº¦ï¼Œè€Œå¯¹æ–°è´?å¾·ç¦?德用å?¦ä¸€ä¸ªå°ºåº¦ï¼Œå†?对公众用其他尺度。 å?¦å¤–，在评价投资时，巴è?²ç‰¹ä¹Ÿä»Žä¸?放宽标准。许多投资ç»?ç?†éƒ½ä¼šè¯´ï¼š"这个项目看起æ?¥ä¸?够å?¸å¼•äººï¼Œæˆ‘们就先少投一点å?§ã€‚"å·´è?²ç‰¹ç»?ä¸?会这样妥å??，他å?¯èƒ½ä¼šç›´è¨€ä¸?讳地断定æŸ?项投资没有å‰?景。奥马哈数æ?®æ–‡ä»¶å…¬å?¸çš„斯科特·éœ?德在巴è?²ç‰¹é‡?新整顿伯克希尔公å?¸æ—¶å°±å?‘现了这一点。当时éœ?德获得了一笔æ„?外之财，于是希望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公å?¸ã€‚å·´è?²ç‰¹ä¸»åŠ¨ç­”应帮他评价å?„ç§?ç»?è?¥çš„å‰?景。éœ?德回忆说： 我跟他æ??了四五家公å?¸ä¾›ä»–å?‚考，æ¯?æ¬¡æˆ‘éƒ½è¦ åˆ°ä»–å®¶é‡ŒåŽ»ã€‚æœ‰ä¸€å®¶å…¬å?¸åˆ¶é€ ä¸€ç§?æ–°äº§å“ ï¼Œä¸€ç§?供医院和é¤?厅使用的薄纸容器。他们希望我能投入6万美元。巴è?²ç‰¹é—®æˆ‘："ä½ è§‰å¾—è¿™ä»¶äº‹å šæˆ?çš„å?¯èƒ½æ€§æœ‰å¤šå¤§ï¼Ÿ"我说："挺大的，应该有50%çš„å?¯èƒ½æ€§å?§ã€‚"他说："这样就算ä¸?错了å?—？那为什么你ä¸?背ç?€ä¸€ä¸ªæ‰“开概率为50%çš„é™?è?½ä¼žä»Žé£žæœºä¸Šå¾€ä¸‹è·³å‘¢ï¼Ÿ"å?Žæ?¥ï¼Œæˆ‘å?ˆç»™ä»–带去了å?¦ä¸€ä¸ªæŠ•èµ„创æ„?ï¼Œæƒ³è¦ æŠ•èµ„ä¸€å®¶åˆ¶é€ å…¬å?¸ï¼Œå®ƒä¸“门生产一ç§?æ–°å¼?的汽车喇å?­ã€‚我问："你觉得我值得投资这个项目å?—？"他说："ä¸?值得"。我å?ˆé—®äº†ä¸€æ¬¡ï¼š"你觉得我投资这个项目å?ˆé€‚å?—？"他还是说："ä¸?值得。"他说得是那么干脆利è?½ï¼Œè®©äººå?¬èµ·æ?¥éƒ½æ„Ÿåˆ°æœ‰äº›æ„?外，他连一å?¥å¤šå¸¦è§£é‡Šçš„è¯?都没有。 å·´è?²ç‰¹æ—¥ç›Šå?‘现纺织业和他自己所讲的跳伞投资属于å?Œä¸€ç±»èŒƒç•´ã€‚ä¸?论制造商投入了多少，他们都无法抬高价格。因为这ç§?äº§å“ æ˜¯ä¸€ç§?æ—¥ç”¨å“ ï¼Œè€Œä¸”æ€»æ˜¯å¤„äºŽä¾›è¿‡äºŽæ±‚çš„å¢ƒåœ°ï¼Œå› æ­¤åˆ¶é€ å•†å°±ä¸?æ„¿æ„?å†?追加投资了。 1970年，伯克希尔公å?¸ä»Žçººç»‡ä¸šä¸­èµšå?–的利润å?ªæœ‰è®©äººæ„Ÿåˆ°å•¼ç¬‘皆é?žçš„45 000美元，但是，它å?´ä»Žä¿?险业中赚å?–了210万美元，从银行业中赚å?–了260万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在年åˆ?å?¯åŠ¨çš„时候，所å? ç”¨çš„资金é‡?å’Œçººç»‡å“ ä¸šæ˜¯å¤§è‡´ç›¸å½“çš„ã€‚ 在公å?¸çš„年报中，巴è?²ç‰¹å¯¹è‚¯Â·è”¡æ–¯çš„å·¥ä½œæ€ åº¦å’Œè¡¨çŽ°è¡¨ç¤ºäº†èµžèµ?，但他也æ??出纺织业目å‰?"正是逆水行舟"。他指出伯克希尔公å?¸çš„投资回报率是10%，刚好达到美国公å?¸çš„å¹³å?‡æ°´å‡†ï¼Œä»–还指出"è¿™ä¸€æŠ•èµ„å›žæŠ¥çŽ‡è¿œè¿œè¶…å‡ºäº†å ‡å¦‚æŠŠèµ„æº?全部投入纺织业å?¯èƒ½å¾—到的回报率……" 当然，关于巴è?²ç‰¹ä½œä¸ºä¸€ä¸ªå?Žæ?¥æŽ¥æ‰‹çººç»‡ä¼ 业的投资家，是å?¦ä¼šå…³é—­çººç»‡åŽ‚这个问题从最开始起就一直è?¦ç»•åœ¨ä»–心头。马尔科姆·蔡斯声称从第一天起就看出巴è?²ç‰¹"根本无æ„?为纺织工厂注入更多的资金"。æ?°å…‹Â·æ–¯å?¦é¡¿ä¸€ç›´åœ¨ä»¥ä¸€ä¸ªæ— 观者的角度冷眼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巴è?²ç‰¹å?ªä¸?过是个清算者而已。 ä¸?过，时ä¸?时地，巴è?²ç‰¹ä¹Ÿä¼šåœ¨çººç»‡ä¼ 业里追加一些投资，因为他ä¸?æƒ³é ­ä¸–äººè®°æ ¨ï¼Œè¯´æ­£æ˜¯ä»–å…³é—­äº†æ–°è´?å¾·ç¦?德的最å?Žä¸€å®¶çººç»‡åŽ‚。在给å?ˆä¼™äººçš„最å?Žä¸€å° ä¿¡ä¸­ï¼Œä»–å†™é “ï¼š 我喜欢ç»?è?¥çººç»‡åŽ‚çš„äººä»¬ï¼Œä»–ä»¬åœ¨å¸‚åœºçŽ¯å¢ƒå¦‚æ­¤æ ¶åŠ£çš„æ?¡ä»¶ä¸‹ä¸ºäº†æ”¹å–„ä¼ ä¸šè€Œè¾›å‹¤è€•è€˜ã€‚å°½ç®¡æŠ•èµ„å›žæŠ¥çŽ‡ä¸?高，但å?ªè¦ ç»?è?¥åˆ©æ¶¦çŽ‡èƒ½å¤Ÿä¿?æŒ çŽ°æœ‰æ°´å¹³ï¼Œæˆ‘è¿˜æ˜¯æ„¿æ„?æŠŠçººç»‡ä¼ ä¸šç»§ç»­ç»´æŒ ä¸‹åŽ»çš„ã€‚ å·´è?²ç‰¹è§‰å¾—自己欠ç?€è‚¯Â·è”¡æ–¯çš„人情，因为正是他给了巴è?²ç‰¹èµ„金æ?¥å®žçŽ°æŠ•èµ„多元化。而在蔡斯身上，巴è?²ç‰¹ä¹Ÿçœ‹åˆ°äº†è‡ªå·±æœ€ä¸ºèµžèµ?çš„å“ è´¨-å?¦è¯šå’Œè‡ªç«‹ã€‚æœ‰ä¸€æ¬¡ï¼Œè”¡æ–¯åœ¨è§‰å¾—æœ‰äº›ç °å¿ƒä¸§æ°”æ—¶ï¼Œå·´è?²ç‰¹çž¥äº†ä»–ä¸€çœ¼è¯´é “ï¼š"肯，你已ç»?很ä¸?错了，从一无所有奋斗到今天的地ä½?。" ä¸?过，巴è?²ç‰¹ä»˜ç»™è”¡æ–¯çš„报酬相当å??啬，以至于蔡斯得到的薪酬比其他竞争对手纺织厂的管ç?†è€…è¦ å°‘å¾—å¤šã€‚1970年，蔡斯管ç?†å…¬å?¸å·²ç»?5年，但他的年薪å?ªæœ‰42 000美元。å?Œæ—¶ï¼Œå·´è?²ç‰¹å’Œå…¶ä»–çººç»‡ä¼ ä¸šä¸€æ ·ï¼Œå¯¹äºŽå‘˜å·¥çš„å…»è€ é‡‘è®¡åˆ’ç›¸å½“æŠ é—¨ã€‚"沃伦é?žå¸¸å??感管ç?†å±‚牺牲股东利益æ?¥ç‰Ÿå?–ç§ åˆ©çš„å šæ³•ã€‚"è”¡æ–¯è¯„ä»·é “ã€‚ 但是，在巴è?²ç‰¹çš„领导下，蔡斯觉得自己在è¿?è?¥çš„时候å?¯ä»¥å¤§å±•æ‹³è„šï¼Œå› æ­¤å¯¹å·´è?²ç‰¹ä¾?æ—§å¿ å¿ƒè€¿è€¿ï¼Œè¿™ä¹Ÿè¯ æ˜Žå·´è?²ç‰¹å?¯ä»¥ç»™äººä»¬å¸¦æ?¥å¤šä¹ˆé‡?è¦ çš„å½±å“?。尽管巴è?²ç‰¹ç´§ç´§æŠ“ä½?钱袋ä¸?æ?¾æ‰‹ï¼Œä½†æœ‰é«˜è¶…çš„æ‰‹è…•èƒ½å¤Ÿåœ¨è°ƒåŠ¨åˆ«äººçš„ç§¯æž æ€§ã€‚ 蔡斯曾一度担心巴è?²ç‰¹ä¼šä¸?会把最å?Žä¸€å®¶çººç»‡åŽ‚关张大å?‰ï¼Œä½†ä»–å?Žæ?¥è§‰å¯Ÿåˆ°è¿™ä½?å¤§è€ æ?¿å¹¶ä¸?想因为关闭纺织厂而引å?‘ä¸€åœºéªšä¹±ã€‚ä»–çŸ¥é “å·´è?²ç‰¹ä¸?喜欢å?˜åŠ¨ã€‚"æ²ƒä¼¦å–œæ¬¢ç»´æŒ çŽ°çŠ¶ã€‚"蔡斯说，"他的很多朋å?‹éƒ½æ˜¯è€ 相识。" 如果仅仅根æ?®å·´è?²ç‰¹çš„资本家信æ?¡ï¼Œä»–也许应该关闭这家纺织厂，但是他å?‘自内心地对这家å?¤è€ 的工厂怀有一ç§?çœ·æ ‹ï¼Œå®ƒçš„è¿‡åŽ»ä¼¼ä¹Žæ¯”å®ƒçš„æœªæ?¥æ›´æœ‰ç”Ÿæœºã€‚ä»–å® å?¯å¿?å?—并ä¸?高的回报率，å?ªè¦ çººç»‡åŽ‚çš„çŽ°é‡‘æµ ä¸?至于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厂更多的是在精神上，而ä¸?æ˜¯åœ¨è´¢åŠ¡ä¸Šï¼Œè±¡å¾ ç?€ä¸€ç›´å?—到巴è?²ç‰¹æŽ¨å´‡çš„新英格兰工作ç?†å¿µã€‚因此，巴è?²ç‰¹åœ¨è‡ªå·±çš„良心〠满足感以å?Šé‡‘钱之间达æˆ?了一ç§?妥å??。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大街上的织布机还会继续嗡嗡地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