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也去做"黄牛"

那时，上海人把从事长途贩运的人称为"黄牛"，这种长途贩运的合法性没有正式说法，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干。 我到信托公司任职不久，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向我请示，经常有国库券"黄牛贩子"上门向他们询问："大额的国库券收不收？"我问他们多大额，回答是少则10多万，多则几十万。我问胡瑞荃他们，卖方是哪些人，他们回答"当然是那些'黄牛'"。那时上海尽管已有5个证券业务部，但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静安证券业务部，一般外地国库券卖家到上海都是冲着那里去的，胡瑞荃因此了解很多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每天都有外地"黄牛"到他们业务部，先拿少量国库券投石问路，说还有大头在后面，如果我们要，他们的卖出价可以在我们的挂牌价上再下浮一些。 "收。为什么不收？"我的意见很明确。其实我知道，下面的业务部早就偷偷在干了。 确实，一个证券业务部如果光靠柜台上每笔百十元的买卖，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不过做大宗买卖，本钱也要大才行。当时信托公司拨给两个业务部的营运资金非常有限，老胡他们找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资金。信托公司总经理李志道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快给两个证券业务部充实了2 150万元的营运资金。 我在证券业务部见过这些外地客户，他们一般是白天与业务部谈好价钱，营业结束后来交割。因为那时，国库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国库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张一捆只有1 000元，１０万元就是１００捆，清点很费时间，白天做会影响正常的对外业务。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有些外地客户前来交割的国库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签，明显是从外省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大额买进的，他们只是冒险倒运了一下，得到的却是巨额利润。那时，上海与外地国库券差价少则三五元，多则10元以上，２０万元倒腾一次，利润就在万元左右，抵得上当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这些黄牛贩子接触了几次，心想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自己为何不能做？我由此决定在公司开办跨省市的国库券买卖。 当时，异地交易的最大问题是现券运送的问题，因此杨怀定想到雇用保安公司。而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现券存放在对方的金库，在当地兑付后资金划回。也可出点儿费用请对方银行保卫部门帮助把现券押运到上海。当年，我们一般都把大额现券运回上海，不是存放在对方金库不放心，主要是财政部每年对到期国库券兑付银行都会支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个人，因此各家银行对这部分收入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还可以佩带武器，有了他们的支持，事就好办多了。空运的话，我们持有免检证明：把国库券装在特制的箱子里，铅封并打上银行特殊印签，可以免托运、免安检，直接进入机舱运回。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话就更简单，保卫处派几个经警（经济警察）带上武器配合我们，直接就给运回来了。由于业务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进行，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银行保卫处也是全力协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们干脆请当地工商银行的保卫处帮助我们把券运到上海，我们支付必要的运输费。那一阵子，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协助我们，南去贵阳，北上沈阳，西进兰州，各省市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流进上海。随后，通过我们证券业务部和国库券买卖代理点卖给上海市民，我们赚买卖差价，投资者则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１ ０００万元，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曾有人对我们开展异地国库券交易表示担心，认为："国库券发行是全国各省市遵照额度摊派的，你们现在把它们弄到上海，不是意味着上海的资金外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的开展并不是上海的资金外流，而是外地资金流到上海。早期我们从外省市买入的国库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场价格低５元以上，实际到期年收益率高达２０％以上，另外这些国库券到期后，财政部还支付一个多百分点的兑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最终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