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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国库券买卖初期，卖的多、买的少，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国库券买卖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少人在这一时期赶紧把手头的国库券卖掉，根本不在乎利息甚至部分本金的损失。套用现在的股市行话，就是赶紧"解套"。 卖多买少，一些本金不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就挡不住了，只能不断降低买进价，甚至挂起免战牌，只卖出不买进。国家开办国库券买卖的文件规定，为了维护国库券的信誉，不允许国库券在面值以下交易，这条规定在不少地方一开始就很难做到，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对此只能眼开眼闭、不管不问。后来，全国不少地方国库券买卖机构的买卖价格基本上是"七进八出"，即买进时打七折，卖出时打八折。 这时候，上海人的精明就体现出来了。那些手头有点闲钱的上海人从国库券市场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国库券信誉度高、买卖自由、流动性不亚于银行存款，二者一比较，买国库券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得多。慢慢地，上海买二手国库券的人多了起来，国库券的买卖价格也随之上升，与其他省市国库券交易价格形成了差价。那年头资讯业非常不发达，更没有证券行情显示系统，真正了解国库券买卖地区差价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不了解国库券怎么买卖。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淘金者"看到了这个机会，上海于是出现了一批倒卖国库券的贩子。 当年，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称为"一个箩筐"的生意为生。他们在马路边显眼处倒扣个箩筐，箩筐上贴上些外烟纸盒，再贴有一纸："兑换外汇券、国库券、汽油票等票证"。在箩筐不远处，有"打桩模子"守着，见有意者便前去接洽，见工商管理人员就拔腿开溜。 "打桩模子"是上海人对马路边倒卖各种有价证券和票证的人的统称，意指这些人每天像打桩机似的伫立在马路边。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中，不少年轻人听他侃到"打桩模子"的语气和神态，忍不住发笑。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上海人，谁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路边走着，突然有人上前悄悄问你："外汇券有伐？国库券有伐？外烟要伐？"我在浦江饭店办公时，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几个"打桩模子"。那时警察也抓"打桩模子"，但好像总抓不完。每个"打桩模子"背后都有老板或下家，所收购的票证通过上下家的再交易，获取差价。 1988年，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只有5个，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国库券卖给马路边的"打桩模子"要比卖给国家设立的经营机构价格低，但懒得为点儿差价换车赶路。马路边国库券的收购价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价格也随着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挂牌价格变化，但始终要比我们低得多。"打桩模子"收购的国库券，下家基本上是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卖出之间，１００元钱赚１０元以上，一天即使只成交１００元，一个月下来，利润就是３００元，远高于当年一般在职人员月收入１００元左右的水平，因此，有不少人辞去公职加入这个"淘金"队伍，很多人很快成为了"万元户"。 为了解决马路边国库券买卖的问题 ，我们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批准下，一两年间在全市各区县设立了二三十家国库券代理处，委托各区银行和信用社代理我们的国库券买卖，从而也堵绝了上海"打桩模子"马路边交易国库券的淘金之路。 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人称"杨百万"。杨怀定自己也承认，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杨怀定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 杨怀定也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我与他也很早相识。杨怀定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我很难确认，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