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云到——冰冷彻骨的夜间摄影

西伯利亚的冬天果真猛烈之极。 那曾经击退了拿破仑军队，又打败了德军的严冬，仿佛在嘲笑人类的弱小。 宾馆的双重门每当有人出入的时候，就会泛起一团雾蒙蒙的水汽，连进来的人是谁都看不清楚。只因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实在太大。 拍摄未能按计划进行。 年底逼近，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拍摄野营的场面。 “阿尔谢尼耶夫睡在帐篷里。德尔苏坐在外面的篝火旁，好像在担忧着什么。” “一个异样神秘的夜晚”，剧本这样写道。黑泽先生说：“需要的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气氛。”他让队员们在帐篷周围的枞树上挂了很多瓶子和铝罐，就像装饰圣诞树那样，这是为了让瓶罐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再用水喉往树上喷水，形成冰柱，这样也能创造出声效来。黑泽先生的这些灵感，正是因为时常考虑到画面和声音才可能产生的。 日苏双方人员从中午就赶往拍摄现场，大家一边开心地聊天，一边把空罐子和汤勺等等挂在树枝上。干细活的时候我很想把手套摘下来，但手痛得一分钟都坚持不住。气温低得人连内脏都快结冰了。 冬天的太阳四点钟就已落山。气温急剧下降，一直降到零下四十度左右。 我们准备好时，黑泽先生也到了。装饰道具过关，接下来要试拍冰柱的镜头。消防车和大电扇已等候在一旁。 负责放水的小伙子功多拉布拉体形庞大，堪比若乃花[1]（[1] 若乃花，著名相扑运动员的名号。），却长了个娃娃脸，两颊总是红扑扑的。 他主动要求担任消防水喉的放水工作。通常需三个人承担的工作被他一个人包了。他牢牢地抱住水喉的开关，大喊：“达伊切，波多兹！（请放水！）” 紧接着，他把水喉里喷出的水洒成雾状，同时上下左右摆动水喉，均匀地把水喷在“圣诞树”上。 就像施了魔法一般，树枝渐渐被冰包裹，不一会儿就冻住了。连树梢上的水滴也原样凝结成冰粒。一棵棵针叶树全都被冻在了冰里，仿佛是玻璃做的艺术品。 往树上反复浇水多次之后，水顺着冻结的水滴流下，凝固成无数的水滴冰柱。那景象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美。 黑泽先生也很满意，连声要求把这里那里也冻住。于是功多拉布拉更加卖力，抱起水喉，一边驱赶大伙儿一边嚷嚷：“让一下！让一下！” 但水喉已经冻结，硬如棍棒，还没冻结的部分也阻塞了。士兵们急忙跑上去，松开水喉的各处接头，或用棍子敲打冻住的部分。 功多拉君在大声嚷嚷着什么，淋湿的外套被冻得硬邦邦的，就像穿了件上浆的和服。 “怎么回事儿？水，水！”“我说那边！”大致是这类意思的俄语在树林里回响。突然，一股水柱从功多拉君手里的水喉里喷出来，周围的人哀叫着纷纷逃离。 暴风雪也得做好准备。 当地的雪质细而轻，于是在电扇前把雪堆成堆，实拍的时候，就让士兵们用铲子把雪扬到空中，然后用电扇吹散开来。办法原始，消耗劳力也大，且在严寒之下，电扇要在强风中转动，可谓艰难至极。 说到风，不论何地都只能靠飞机发动机和螺旋桨。 飞机是从莫斯科远道运来的一个简陋的大家伙，其实只是个带驾驶座的发动机本体和螺旋桨，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废品。负责操作螺旋桨的大叔过去一定是开飞机的，从他坐上驾驶座时美滋滋的表情就能看得出。还有一位是大叔的助手，他使出浑身力气，喊着“拉斯、多巴、托里（一、二、三）”，靠手动转动了螺旋桨，驾驶座上的大叔马上拼命转动小型手柄。 发动机只要稍稍开始震动，就算启动成功了。助手大喊一声：“阿托宾塔（快跑）！”就跳开了。但发动机没精打采地震了几震之后又“咻——”的一声停住了。于是只好从头再来。 零下四十度的天气，水喉也冻成了棍棒。看到这情形，连远远地围观事态发展的苏方工作人员也有些不耐烦了，两个小时下来，仍然没有进展。 “拉斯、多巴、托里！”咕咚咕咚咕咚。 “阿托宾塔！”“咚隆、咚隆、咻——，咚！”没完没了。 树冰冻成了，演员的妆也化好了，照明准备就绪，可是电扇转不起来。 黑泽先生坐在篝火旁，听着声响，不安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克尔希科夫带着功多拉君朝这边走来。他说： “这么冷的天气发动机发动不了，如果硬来，发动机会烧坏的。看来今天是不成了。” 功多拉君脸上露出懊恼的神情。 “哦。机器转不动的话，那也没办法了。”黑泽先生站了起来，说道：“不拍了！” 这种情况下中止拍摄，心情会比较轻松。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错。 大家大概也正嘀咕着这么冷的天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听说不拍了，立刻热闹起来，互相比划暂停的手势，甚至奔走相告“收工啦，收工啦”。 关掉四处的灯光，树林顿时一片黑暗，只剩下篝火微弱的亮光，映着来来回回收拾东西的工作人员的影子。我们踏着积雪，循着远处的车灯回到大路上。 中井先生从我后面跟上来开玩笑说： “回去咱们吃沙锅乌冬面喝烫酒吧。” “好啊，还有热豆腐！” “煮田乐也不赖！” 我们就这样进行着不可能实现的对话，坐车回到了宾馆。 按最初拟定的日程，我们预定在年内结束在阿尔谢尼耶夫市的外景拍摄，回到莫斯科市。进入十二月以后，摄制组成员都在谈论新年将在哪里度过。 但是拍摄进度大大延迟，可以料想我们的正月是要在阿尔谢尼耶夫市度过了。 制片人阿伽加诺夫多次把我叫去质问： “黑泽先生到底打算怎么办？他是想拍还是不想拍呢？” 在日本，当人们正观看着红白歌会、吃着过年荞麦面的时候，我们却在大年三十这天登上积雪的哈拉扎山，去拍摄德尔苏打野猪失败的场景。 野猪根本不朝我们希望的方向跑。阿尔谢尼耶夫和德尔苏在摄影机前做好瞄准的姿势，野猪却不跑进画面。好不容易进来了，却又站在原地不动。 黑泽先生耐着严寒，烦躁地大吼起来： “折腾这么多遍怎么都一个样儿？快想办法！”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用刚才分别拍的几个画面凑合一下也许能行。 黑泽先生怒道： “不行的东西怎么弄都不行！” 太阳渐渐西斜，又是大年三十，只好停止拍摄。最后，剪辑的时候还是只用了可用的部分。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西伯利亚的冬天果真猛烈之极。 那曾经击退了拿破仑军队，又打败了德军的严冬，仿佛在嘲笑人类的弱小。 宾馆的双重门每当有人出入的时候，就会泛起一团雾蒙蒙的水汽，连进来的人是谁都看不清楚。只因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实在太大。 拍摄未能按计划进行。 年底逼近，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拍摄野营的场面。 “阿尔谢尼耶夫睡在帐篷里。德尔苏坐在外面的篝火旁，好像在担忧着什么。” “一个异样神秘的夜晚”，剧本这样写道。黑泽先生说：“需要的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气氛。”他让队员们在帐篷周围的枞树上挂了很多瓶子和铝罐，就像装饰圣诞树那样，这是为了让瓶罐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再用水喉往树上喷水，形成冰柱，这样也能创造出声效来。黑泽先生的这些灵感，正是因为时常考虑到画面和声音才可能产生的。 日苏双方人员从中午就赶往拍摄现场，大家一边开心地聊天，一边把空罐子和汤勺等等挂在树枝上。干细活的时候我很想把手套摘下来，但手痛得一分钟都坚持不住。气温低得人连内脏都快结冰了。 冬天的太阳四点钟就已落山。气温急剧下降，一直降到零下四十度左右。 我们准备好时，黑泽先生也到了。装饰道具过关，接下来要试拍冰柱的镜头。消防车和大电扇已等候在一旁。 负责放水的小伙子功多拉布拉体形庞大，堪比若乃花[1]（[1] 若乃花，著名相扑运动员的名号。），却长了个娃娃脸，两颊总是红扑扑的。 他主动要求担任消防水喉的放水工作。通常需三个人承担的工作被他一个人包了。他牢牢地抱住水喉的开关，大喊：“达伊切，波多兹！（请放水！）” 紧接着，他把水喉里喷出的水洒成雾状，同时上下左右摆动水喉，均匀地把水喷在“圣诞树”上。 就像施了魔法一般，树枝渐渐被冰包裹，不一会儿就冻住了。连树梢上的水滴也原样凝结成冰粒。一棵棵针叶树全都被冻在了冰里，仿佛是玻璃做的艺术品。 往树上反复浇水多次之后，水顺着冻结的水滴流下，凝固成无数的水滴冰柱。那景象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美。 黑泽先生也很满意，连声要求把这里那里也冻住。于是功多拉布拉更加卖力，抱起水喉，一边驱赶大伙儿一边嚷嚷：“让一下！让一下！” 但水喉已经冻结，硬如棍棒，还没冻结的部分也阻塞了。士兵们急忙跑上去，松开水喉的各处接头，或用棍子敲打冻住的部分。 功多拉君在大声嚷嚷着什么，淋湿的外套被冻得硬邦邦的，就像穿了件上浆的和服。 “怎么回事儿？水，水！”“我说那边！”大致是这类意思的俄语在树林里回响。突然，一股水柱从功多拉君手里的水喉里喷出来，周围的人哀叫着纷纷逃离。 暴风雪也得做好准备。 当地的雪质细而轻，于是在电扇前把雪堆成堆，实拍的时候，就让士兵们用铲子把雪扬到空中，然后用电扇吹散开来。办法原始，消耗劳力也大，且在严寒之下，电扇要在强风中转动，可谓艰难至极。 说到风，不论何地都只能靠飞机发动机和螺旋桨。 飞机是从莫斯科远道运来的一个简陋的大家伙，其实只是个带驾驶座的发动机本体和螺旋桨，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废品。负责操作螺旋桨的大叔过去一定是开飞机的，从他坐上驾驶座时美滋滋的表情就能看得出。还有一位是大叔的助手，他使出浑身力气，喊着“拉斯、多巴、托里（一、二、三）”，靠手动转动了螺旋桨，驾驶座上的大叔马上拼命转动小型手柄。 发动机只要稍稍开始震动，就算启动成功了。助手大喊一声：“阿托宾塔（快跑）！”就跳开了。但发动机没精打采地震了几震之后又“咻——”的一声停住了。于是只好从头再来。 零下四十度的天气，水喉也冻成了棍棒。看到这情形，连远远地围观事态发展的苏方工作人员也有些不耐烦了，两个小时下来，仍然没有进展。 “拉斯、多巴、托里！”咕咚咕咚咕咚。 “阿托宾塔！”“咚隆、咚隆、咻——，咚！”没完没了。 树冰冻成了，演员的妆也化好了，照明准备就绪，可是电扇转不起来。 黑泽先生坐在篝火旁，听着声响，不安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克尔希科夫带着功多拉君朝这边走来。他说： “这么冷的天气发动机发动不了，如果硬来，发动机会烧坏的。看来今天是不成了。” 功多拉君脸上露出懊恼的神情。 “哦。机器转不动的话，那也没办法了。”黑泽先生站了起来，说道：“不拍了！” 这种情况下中止拍摄，心情会比较轻松。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错。 大家大概也正嘀咕着这么冷的天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听说不拍了，立刻热闹起来，互相比划暂停的手势，甚至奔走相告“收工啦，收工啦”。 关掉四处的灯光，树林顿时一片黑暗，只剩下篝火微弱的亮光，映着来来回回收拾东西的工作人员的影子。我们踏着积雪，循着远处的车灯回到大路上。 中井先生从我后面跟上来开玩笑说： “回去咱们吃沙锅乌冬面喝烫酒吧。” “好啊，还有热豆腐！” “煮田乐也不赖！” 我们就这样进行着不可能实现的对话，坐车回到了宾馆。 按最初拟定的日程，我们预定在年内结束在阿尔谢尼耶夫市的外景拍摄，回到莫斯科市。进入十二月以后，摄制组成员都在谈论新年将在哪里度过。 但是拍摄进度大大延迟，可以料想我们的正月是要在阿尔谢尼耶夫市度过了。 制片人阿伽加诺夫多次把我叫去质问： “黑泽先生到底打算怎么办？他是想拍还是不想拍呢？” 在日本，当人们正观看着红白歌会、吃着过年荞麦面的时候，我们却在大年三十这天登上积雪的哈拉扎山，去拍摄德尔苏打野猪失败的场景。 野猪根本不朝我们希望的方向跑。阿尔谢尼耶夫和德尔苏在摄影机前做好瞄准的姿势，野猪却不跑进画面。好不容易进来了，却又站在原地不动。 黑泽先生耐着严寒，烦躁地大吼起来： “折腾这么多遍怎么都一个样儿？快想办法！”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用刚才分别拍的几个画面凑合一下也许能行。 黑泽先生怒道： “不行的东西怎么弄都不行！” 太阳渐渐西斜，又是大年三十，只好停止拍摄。最后，剪辑的时候还是只用了可用的部分。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